【文/储松竹】

花多少钱，才能给一个农业国播下制造业的种子？答案是25万两白银。

钱是这么花的：首先是曾国藩委托容闳去美国买设备，花了6.8万两；然后李鸿章买了家位于虹口的钢铁厂，花了6万两白银（其中4万是一个海关腐败官员交的赎罪银）。两个项目一合并，又砸了十几万两银子盖楼买地，这家叫做“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就算是办起来了。

在这之前的一年，洋枪队自上海出发，在苏南打得太平天国丢盔卸甲，也让曾国藩近距离见识了西洋机械的厉害，“儒家完人”决定兴建现代军械厂。幕僚向曾国藩举荐好友容闳，这位第一个从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向曾国藩进言：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之基础。

曾国藩被洗脑成功，爽快掏钱委托容闳赴美采购设备。美国之行结束后，容闳带着从纽约普特南机械（Putnam Machine Co.）购置的一百多台机床加盟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也成为最早使用新式机器的现代化企业。上海工业的起点之高，在洋务运动中无可项背者。

1869年，上海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口，此时曾国藩将两成上海关税拨给江南制造局，这意味着制造局每年至少有40万两白银以上的经费。铸铁厂、洋枪楼、轮船厂、锅炉厂、火药厂……洋务派将挽大厦于既倒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轰鸣工厂上。

不过，国产枪炮并未挽救大清，真正带给民族未来的，却是江南制造局的副产品。

江南制造局设有翻译馆，由外国学者口述，中国文人润笔，力求翻译严谨且易懂。逻辑、遗传、神经……等诸多今天常用的科学名词，都是当时敲定的，而且涵盖了数学、化学、机械等几乎所有科学，成为滋润中国几代人的精神源泉，梁启超呼吁年轻人“不可不疾读”。

一个国家开放与否，常常会影响未来的国运。识货的日本人从江南制造局大量采购了《列国岁计政要》、《克虏伯炮弹造法》等书籍，为明治维新提供强大助力。但此时大清却因为派去美国的留学生剃辫子脱马褂，坏了“夷夏大防”，决定将詹天佑等学童紧急撤回国内。

开埠后的上海，坐拥江浙的富庶和长江的便利，英美商人和广州买办蜂拥而至，驱动上海成为全中国唯一的“超一线”。到了1894年，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在纺织、船舶、造纸等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但这种被枪顶着头的开放，从来都意味着压迫与妥协。

从买办寻租到民族自救、从闭关自守到技术引进、从产业断代到奋起直追，上海制造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浓缩了共和国工业的发展脉络。而在进入新世纪后，上海已经跻身全球顶级城市，消费属性和国际化属性突然凸显，人们对于上海工业的未来，又有了一些好奇和疑惑。

上海的工业之路通往何方？这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未来感的问题。

01. 海市蜃楼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中允许在通商口岸办工厂的条款，对上海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美德资本家迅速以最惠国待遇为由，大肆兴办工业，投资方向也由此前的城市基础设施转向了实体制造业。1911年时外资在上海的工业资产已经比1895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洋布、样面、洋药……各式各样的洋货自上海的工厂流向全国，在打开国人眼界的同时，重创了萌芽中的中国工业。社会各阶层都意识到兴办实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康有为在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的开头就写道：“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

外资如狼似虎的掠夺和国人兴业救国的热潮，在偏安一隅的上海滩奏响了民族工业现代化的进行曲。从1895年到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由0.28亿元增长到1.19亿元[1]，在纺织、面粉、机器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一个城市的命运常常被历史的进程所决定。上海在这一时期逐渐从一座港口贸易城市成为全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在巧合之间拥有了三大特殊的发展优势：

1、租界的政治杠杆

2、工业要素的汇流

3、科学技术的进步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租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成为了国中之国，占地3万多亩，拥有自己的议会、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外滩的英美探险家、虹口的日本军官、南京路的犹太商人、当警察的印度人、中国的富商和难民……各势力的相互忌惮和被迫合作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政治杠杆，制度先进又社会稳定。

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原料贸易川流不息。各帝国侵略者为处置清王朝庞大的赔款，在上海设立了大量的金融机构，英国汇丰、美国花旗等洋行先后在外滩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工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饥荒、战乱和苛政让苏北、宁波和安徽的贫民们源源不断地逃来上海，成为优质的廉价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