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前面聊了很多关于消费的问题，接下来想请您谈谈投资、基建，其实过去您再采访中已经谈过相关话题，不过这次三季度数据中，我们关注到三季度基建投资的增速与前两个季度相比有所放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未来基建投资的趋势会是什么样？

丁一凡：首先，我觉得未来基建投资应该是呈上升趋势。下一步所谓的新基建，现在企业也在有意向地去寻找相关投资方向，今后跟5G相关的通信基础设施投资会越来越多。最近一段时间当然还看不出来，但各个城市的布点已经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了。比如，北京、上海等地开始试用无人驾驶汽车，既然有这些情况，没有配套投资是不可能的，在这些领域内一定会有新的投资出现，慢慢的，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就会多起来。

观察者网：能否这样说，投资增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是因为需要一个过渡期？

丁一凡：总体来讲，新基建跟当年传统基建还是不太一样，新基建的规模和投资没有当年那么大。过去像高铁、机场、大型高速公路等等，投入非常大；现在新基建确实有投入，比如管廊建设、通信建设还算比较大，但还是不比当年大。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一点很有感，最近人们开始讨论，像过去“铁公鸡”基建投资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挖掘的空间？比如城际铁路，很多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确实被串联起来，但在一些省市内部反而这种便捷公共交通是相对不足的。您怎么看待传统基建的空间？

丁一凡：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比如说高铁项目，如果第二代高铁上马，原则上应该算传统基建，这说明传统基建还是有余地的，因为要升级换代。现在的高铁时速是350公里，新一代高铁是600公里，如果要更换，还会有一个带动高潮，但这些主要是在“十四五”时期的事情。

我觉得传统基建投资的空间还会有，因为技术在升级换代，不是说之前买了建了，未来就没有余地了，不是这个概念，只要有更新换代，就会有投资。

观察者网：无论是新基建还是传统基建，都涉及到国家或地方财政问题。如果有些项目要上马或落实到位，在相关财政配套方面，能否跟得上？

丁一凡：两者有直接关系，基建投资取决于我们的财政能力，特别是地方配套财政的能力。我觉得我们的财政政策还是有余地的，中国财政跟西方一些国家没法相提并论。我们投资基建项目是有收益的，不是纯粹往里面投钱，比如京沪高铁已经赚钱了，甚至都可以单独拿出来上市。当然，还有一些高铁项目眼下不会马上赚钱或者赚得钱还不多，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指望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一下子变成京沪高铁，成为摇钱树。除了财政项目以外，还有很多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的效益在其中。我们能看到这些好处，就可以在这方面更大胆一点。

确实，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债务增长太快，可是债务增长太快的背后，情况还是有所不同。中国债务增长，是以实体经济、特别有经济质量提高作为支撑的。在这种背景下，有时候我们可以不那么在意这些担忧。倒是外国人，在给我们喊“狼来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债务在增长存在，而且他们的增长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大帮助。

所以他们对中国喊话要警惕，但事实上有着根本性的质量差别；也就是说，即便是债务，也是不同质量的债务。他们的债务，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怎么还，因为他们的很多开支项目都是没有回报的。而中国的债务是有回报的债务，而且对整体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意味着如果经济可以不断增长，就有新的财政收入，有新的财政收入，就可以支撑债务增长。相较之下，西方国家当前创造的债务是比较可怕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这一点，倒是正好可以向您请教一下关于此前国内讨论的“中国式QE”（QE指量化宽松），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丁一凡：所谓QE，本质上是指当所有办法都穷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手段，换句话说QE其实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手段，从长远来看有很大危险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得着吗？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就好像空中楼阁一般，一个纯理论化的东西。我们用得着吗？中国经济现在是完全停滞了、没有增长了，还是说财政政策完全破产了？必须得用QE来弥补这个空缺？

QE是什么意思？QE是拿货币政策来冲财政政策。那是到了没有手段、穷尽办法的时候，才拿出来用的无奈之举。

对别人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我们远远没有达到无奈的程度，为什么要去搞这个政策？除了给国际市场发出一个特别坏的信号、觉得中国经济也不好了之外，不会获得任何实际效益。

当然，对财政部来说，一下子减轻债务负担，但是有必要为此而减轻债务负担吗？我很怀疑“中国式QE”的必要性，当前不仅没有太大必要，还会把国际资本市场搞得神经紧张，误以为中国可能也出事儿了。

观察者网：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讲，看到这些政策讨论的时候，也会对经济预期发生一些变化或是质疑，中国经济是不是走到这个地步了。人们会产生一些紧张情绪，猜测经济状况究竟如何。

丁一凡：会造成不必要的紧张，让我们老百姓也觉得人民币是不是靠不住了，但其实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也没有这种政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