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曾制定遏制中国的战略计划，但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其转移了战略焦点；2011年前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曾制定了相当高明的TPP和重返东亚政策，试图用高标准的贸易协定把中国挤出东亚供应链，但是特朗普的突然胜选导致TPP功亏一篑，而中国作为反制手段所推出的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和“一带一路”倡议则实现了后发先至。

特朗普突然上台的背后，既有美国中部白人中产阶级的愤怒，又有外部势力的技术支持。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面对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兼第一大消费国中国的崛起，西方世界已经丧失了20年的战略机遇期。

商务部：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贸易大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在英美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是一个后来者，其对外经济政策最初以模仿亚洲邻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为主。但是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扬弃这种发展模式中的重商主义元素，表现在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低波动性政策已经悄然被均衡浮动汇率政策取代，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基本退出，外汇储备也不再增加。

外资进入金融业的负面清单逐步清零，资本项目的管制也在渐进放松。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从接近10%逐步回落到2%的水平，甚至出现了季度性逆差。上海进口博览会更是全球首创，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欢迎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市场开放原则的新的维护者。

从需求侧看，中国对国内进行了实质性的财富再分配，让穷人获得更多财富。一方面，不少贪腐人员被绳之以法，与之有关的资本被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面脱贫。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高于富人，所以这种再分配非常有利于扩大国内总需求。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未来一系列因素会进一步放大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一是中国经济持续中速增长；二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其驱动因素是中国相对于美国更快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三是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容；四是电商向农村地区的进一步下沉和渗透。

这些因素都将使得中国的市场规模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35年至2050年之间的某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将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之和。这样一种预测听起来很夸张，其实逻辑很简单：消费市场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类似劳动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将达到7亿人以上，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同类人口规模之和。

正是因为中国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各个制造业领域逐步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所以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发明出现了井喷之势：每年国人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高被引论文和国际专利的数量接近美国，深圳成为全球硬件创新中心，华为、阿里和国家电网等大企业名列全球创新企业前列。

华为在产业赛道上的成功反超，使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无人区，因而不得不投入巨资去搞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但这并不否定它最初对美欧企业的逆向工程和模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反而恰恰说明一个后发企业在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其科研创新活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新世纪以来的大专院校扩招政策也正在结出果实。每年470万人左右的理工科毕业生规模，约等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理工类毕业生总人数，而且我们大专院校的教学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如此巨大规模的年轻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供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工程师红利，有效提升中国可贸易品（包括制成品和一部分服务）的设计品质、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也会带来一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产消费者。

从各国工程师的横向比较来看，存量上美国、欧盟、日本仍然有优势，但增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工程师技能上，美国、欧盟、日本仍有优势，但数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后危机时代，中国互联网软硬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一大批中国顶尖人才不必再远渡重洋漂泊他国，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就可以找到专业对口、薪酬可观的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的专利和创新产品才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增长，平行竞争的战略机遇逐渐向中国倾斜。在大国竞争拉开序幕之际，中方没有同盟杠杆的负担，而美方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这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的指导下，诞生了中朝“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边关系，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覆盖全球。未来一旦有必要，就“加杠杆”的空间而言，我们远远大于美国。

而美国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站在了一起，却把日本和印度拉到了自己身边，这是美国在外交和大战略层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角关系，冷战期间的战略家们有过许多思考和论述。以我本人的研究来看，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制胜关键不在于绝对力量，而在于“相对较小威胁”的结构性身份带来的安全与行动自由。

过去50年间，美国有多位战略思想家都曾指出，未来决不应出现美国一家同时对付中俄两家的被动局面。但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傲慢和战略自大，竟然将中国、俄罗斯这两个有着宿怨的相邻大国逼成了“背靠背”的战略协作关系。

大战略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傲慢的大国从自身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出发，最终导致战略灾难，今天的美国正在犯同样的错误。

对于美国国运来说，日本和印度的加入有害无益。日本这个国家具有独特的忠诚精神：它永远忠诚于最强大的那个国家，因此在2035年之后，随着中美国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很可能成为触发“美帝”体系“去杠杆”的关键变量。而印度的战略传统源自其谋略经典——考底利耶所著的《政事论》，其中的重要理念是利用别国之间的矛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向双方索取好处。

因此，印度精英如此概括他们的对外政策：与印度打交道就如同剥洋葱，一层层地往里剥会让你觉得充满希望，令你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剥到最后是一无所有。金融常识告诉我们，未来美方面临巨大的反转风险，因为杠杆是有成本的，时间越长，盟友们向美国索取的“利息”就越多。当别国有意地针对其盟友体系中的弱者施加压力的时候，或者充分利用其盟友之间的矛盾的时候，美国需要支付的代价将远远超过其从盟友身上获得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