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翟东升】

所谓平行，是指2010年夏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的“脱嵌”进程不断加速，愈益决绝，导致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

这两个体系之间的互动模式仍然有待建构和探索，一部分外围国家试图同时与两个核心保持往来，对此应采取排他性政策还是予以足够的宽容度？该以相对收益和零和博弈来构思竞争还是应该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最大化？双方的竞争重心会在产业和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与安全上？那些在两大体系之间骑墙套利的第三方会受到何种对待？这些塑造21世纪中期基本面貌的重大时代性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中国的美好愿望，也不取决于美国的一意孤行，而取决于中国、美国以及若干重要的第三者之间多主体博弈之后找到的均衡解。

序言部分将系统地阐述我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勇敢地拥抱平行时代？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中国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平行时代的大国竞争？

一、重回平行时代

纵观当今世界的国力对比，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两者同其它强国的差距正在拉大。从具体的国力指标来看，中美在许多指标上各擅胜场。

在很多指标上，中国已经或者正在超越美国。比如制造业的增加值，商品和服务的总出口量，以该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体的数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的定义方式，学界有很多争论。我认为卡耐基基金会2015年的一项研究对此问题很有启发：凡是拥有家用汽车或者类似生活水平的群体，就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这个定义方法巧妙地避开了货币购买力的国家间差异和年份差异，具有较好的国际比较功能。]，汽车年销售量，智能手机产销量，互联网用户人数，线上经济B2C市场的规模，理工科大学生人数，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能源和资源的消费量，全球五百强企业的数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等塑造新一代战争形态的武器装备，高铁、5G、数字货币技术等等。

在某些指标上，美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紧追其后。比如GDP总量，互联网巨头的数量和市值，线上经济B2B市场的规模，独角兽企业数量，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数量和技术水平，全球排名前一万的大学数量，高被引学者的分布，博士生人数，高被引论文与国际专利数量，公私部门研发总支出，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军费支出规模，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航母和隐形战机的数量，卫星导航系统等等。上述各个指标都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而其它国家则已经（或者正在）与这两者拉开巨大差距。

白宫发言人：美国将在各个层面与中国接触 强调竞争避免冲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然，还有一些指标表明，美国在此方面排在第一，而中国连第二还没有排到。在这些指标上，某些经济体排在中国之前，比如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英国），货币国际化份额（欧元、英镑、日元），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法国），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英国、俄罗斯），核弹头数量（俄罗斯），飞机、高级机床和芯片等高科技工业制成品的设计生产能力（欧盟、日本）等等。

概括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国竞技场上，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等玩家只能在个别指标上吃老本，而中国已经被世界上多数观察者视为同美国一个量级的全能选手。中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硬件方面，而美国领先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软件方面；中国以规模取胜，而美国在高质量领域仍然有优势；中国以增量追赶，而美国以存量见长；中美之间一旦发生经贸、科技脱钩，美国目前领先的那些指标也将出现坍塌。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超过美国的那些指标，未来被美国追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落后于美国的那些指标中，有许多可能在2035年之前陆续追赶上，比如GDP总量、财政开支、军费开支、高科技投入等等。

我们一贯希望出现多极化局面，但是世界的现实可能正在向双中心格局演进。我们过去所讨论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双中心格局的出现，使原先的国内国际条件不复存在。

2011年夏，在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我过早地提醒大家“‘美式全球化’已经终结，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在凤凰卫视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我主张中国必须主动而有节奏地“去美国化”，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经历“一人辩全场”的场景。2016年之后，由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所奉行的政策仍然是与中国的“脱嵌”。

其实，读过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并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上一轮全球化发生在1870年至1914年之间，当时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但是那也恰恰是中国持续衰落和贫穷化的时期。

1914年至1945年，这30年是逆全球化的30年，不仅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持续下滑，而且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

1945年至1979年，可以被称为“半球化”时代，也就是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

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而东方阵营体系则衰落瓦解直至被前者吸收，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

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美国内部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背离，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机构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比如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名义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输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借助量化宽松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全球化退潮期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通常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全球化逆转将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刻舟求剑型思维。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中国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发展起来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开放本身并不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富足，开放度与人均GDP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东亚发展道路中的开放，其主要价值在于有力地促进了各自国内的改革，中国的国内改革也往往需要“以开放促改革”。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假如沿着此前的“美式全球化”道路走下去，融入美国权势所塑造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否能够实现？我认为那是缘木求鱼。

在印度神话中，世上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会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

储备美元是有代价和限度的，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却可以是无穷的，与无穷相比，再大的一个绝对值其实都接近于零。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

二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许多人夸大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却不了解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其天然的结构性缺陷和增长天花板，更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美式全球化”给中华民族及其执政党带来的长期代价和政治安全风险。

我经常跟我那些信奉全球化的朋友说，追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并从中牟利，如同从一个高息揽存的庞氏骗局中投资获利一样。你贪图的是他付给你的利息，他看中的却是你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