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或者说西方所能容忍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的研发类创新活动以前都集中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或者准中心区域，包括美国、西北欧、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而外围国家负责中低端生产环节。

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车间里的工作岗位，而西方的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获得写字楼里的体面工作。而在这种分工中，外围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实在国内是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果想让自己的所学有所用的话，要么在数量大大缩减了的军工国企和科研机构中艰难度日，要么像印度和俄罗斯的优秀科技人才一样纷纷流向西方。

全球性大国对整个体系的贡献，除了体现在它的科技与知识创新能力外，还体现在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与共享机制。所以，美国国内的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因为世界各国都指望通过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而获得美元这一世界性货币。

当然，为了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从最大工业国变为最大消费国，储蓄率大大下降，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不断强化，中部白人的就业和产业成为牺牲品。

也正因如此，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市场开始逐渐转向封闭，先是搞排除中国的TPP，后是搞高关税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阻碍WTO机制运行。美国原本是全球开放市场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如今正在变成一个反对者和搅局者。

后冷战时代，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一家的军费是排在其后的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中国虽紧随其后，但即便是从宽口径计算，2020年的军费开支也仅仅是美国的40%。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停留在存量的绝对值比较，而是考察军费开支的重心和增长趋势，那么我们将获得大不一样的判断。

三十年来，美军的开支主要是维持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漫长而无用的战争，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大国竞争做技术和装备上的准备。也许是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美军的采购体系似乎远比民政部门腐败：以单价2000多美元的价格采购舰艇上用的咖啡壶，或者频繁而无意义地调动军舰，以便让负责后勤的那位少将从菲律宾港口补给业务的承包商那里获得更多的雪茄和性贿赂。每年7000多亿的军费中也的确有一部分花在装备研发上，但是美国军事研发的焦点是如何在平叛作战中尽可能地减小己方的伤亡。

众所周知，美军在1960年到1972年的第二次越战中之所以耻辱地败退，不是因为任何战役失败，而是因为美军的伤亡超出了美国民众愿意承担的限度，从而使其远征冒险失去国内政治基础。

越战中士气低落的美国士兵。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正因如此，美军在外征战的一线部队中，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非美国籍军人，他们冒险服役的动机主要是获得美国国籍。美军在阿富汗等地也有严重的消极避战行为，平时龟缩在巨型堡垒中，付费给当地的部落武装以求保护。这类现象让人不由得想起罗马帝国后期的军队蛮族化过程。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仅是装备的比拼，更重要的因素是人，包括将领和各级官兵的能力、士气和经验，也包括军队的组织模式、战略思想和后勤保障能力等。美军在后冷战时代的30年里一直在作战，似乎经验丰富，人员、装备和后勤之间磨合得都很好。

但是在我看来，冷战后30年美军经历的6场以巨大的技术优势针对弱国、小国的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在打仗，不如说是在打猎。打猎时，猎手基本无须担心猎物的反杀能力，实在不行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打仗与打猎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手可能拥有比你更长久的战争史、更高的智力和更准的枪法。美军习惯于对弱国、小国的侵略战争，这些经验在战争早期和战术层面上可能有帮助，但是也非常可能在战略层面形成致命的误导。

从美国财政开支结构来看，未来美国军费增长严重缺乏空间。二战以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其联邦财政开支的比例是持续萎缩的，这与大众媒体所宣称的“美帝”过度扩张或者穷兵黩武的说法相矛盾。

“美帝”如果真的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体力不支，只需要放弃扩张、休养生息便可以恢复元气。但是我的研究发现，导致“美帝”体力不支的原因不是过度扩张，而是它的“内脏”上长了若干“恶性肿瘤”，持续地占据越来越大比例的身体能量，挤压了维持“帝国”运行所需的资源。

世人皆知，长在美国身上的“肿瘤”是华尔街金融部门，它们盘踞在“美帝”的“脑部”，引发的金融泡沫和危机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数万亿美元。但是美国还长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更加致命的“肿瘤”，那就是美国的医疗—医保—医药系统。

如果说华尔街带来的祸害是脉冲式的泡沫和危机的话，那么美国医疗—医保—医药系统使美国就像患上了慢性中毒：美国联邦财政开支中，这个系统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严重挤压了美国联邦政府维护其科技优势和全球霸权所需投入的财政资源。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私两大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上耗资如此之大，其产出却令人失望，因为美国人均寿命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之一。因此，美国国内政治竞选捐赠的行业排名中，排在第一位的恰好就是医疗、医药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华尔街，这并不令人惊讶。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这只是风格的切换而不是方向的扭转。他们进一步确认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试图组建全球性的反华同盟来对付中国，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制裁从“横扫一大片”变成所谓“小院高墙”，精准打击。

一时之间，日本、欧盟和印度似乎都有所响应。这一态势，让有些朋友心里发慌，担心我们从此将被国际孤立，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但是在我看来，大国竞争新格局来临，世界重新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既是历史运行的大势所趋，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内在需要。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擅长打压来自欧亚大陆的挑战者，法兰西、日耳曼、日本和俄罗斯等民族的兴衰故事构成了300年来世界史的主线。西方世界也曾经有多次机会削弱和抑制中国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1949年之后的中国，遇到了奇妙的机缘：前30年学习了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后30年学习了美国的市场经济，从而成就了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通过学习苏联的动员体制和社会组织能力，积贫积弱的中国突然间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在面对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苏联、越南等地缘战略对手的军事冲突中捷报频传，其中一部分战役堪称世界战略史上的经典案例。通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学习，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最大贸易国、最大债权国、最大消费市场。

当然，这两种从外部习得的体制基因相互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排异反应，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30年的国内任务， 就是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向更高水平，以中庸之道调和苏联与美国的“阴阳二气”，由此实现苏联体制、美国体制、中国制度之间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