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和平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

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大多数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2012年之前，融入美国体系仅30年，中国先富起来的阶层中某些人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如果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可能是存疑的，更不用说社会的稳定了。每念及此，尽管我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分享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但内心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主动为“美帝”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从而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

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可能再次回到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相互竞争的时代，或者说“半球化时代”。在两个平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局部的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二、大国竞争的新格局

“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挟新教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之势崛起于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世界跑马圈地控制了大洋航道和广大殖民地市场，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了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历史性增长。这是西方为世界所作的贡献，也正是靠了这个“德”，他们才拥有了300年全球性帝国的统治地位，其中前200年中心在伦敦，后100年迁于北美华盛顿特区，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西汉、东汉或者北宋、南宋的关系。

但是，所有的系统都会熵增，所有的王朝都会衰老。西方文明给世界带来的不仅是工业化的福音，还有人道灾难与惨重代价：贩卖黑奴与鸦片，杀戮北美与澳洲原住民，对印度次大陆的奴役和剥削，对欧洲大陆国家的离岸制衡，对伊斯兰世界的分而治之和狂轰滥炸，在上升期，帝国似乎无须为这些恶行承担代价，而一旦进入帝国尾声，则所有的负面后果和报复力量都会汇聚到一起，成为摧毁帝国基业的洪流。

霸权周期的余波，仍然震颤着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大国，它也将随着平行时代的到来，掀起大国竞争中的大变局。

罗马式同盟的辐辏结构与格劳秀斯思想传统曾经使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竞争中一度领先，却也为自己埋下了盲目自信的伏笔，以至于竟没能发觉与收益对等的风险——就像孟德斯鸠看到了罗马辐辏体系开疆拓土、同化文明的无往不利，却没能看到霸权杠杆背后通往修昔底德陷阱的险途。

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曾与我探讨国际格局，他强调美国依靠的是阵营的力量而非自身的单打独斗，它可以调动全球各地盟友的总体资源而不仅仅是本土3.4亿人的能力。而我则回敬他说：“美国的盟友体系本质上是利用自己的战略信用给自己的国力加了杠杆，而杠杆是有代价的，你们一旦未能兑现对某盟友的安全承诺，就会失去对其他盟友的战略信用，很可能会出现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的局面，类似于金融投资机构杠杆断裂被强制平仓（Margin Call）的场景。

一群中小国家跟着你们鼓噪，能够为你们壮声势，这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对抗风险大幅上升而输赢难测的时候，尤其是当动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绝对战争风险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它们就很难再相信你们能‘罩得住’了，因而你们也难以指望它们会愿意为你们火中取栗。因此，这个同盟体系的功能类似于给自己服用安慰剂和镇静剂，其作用就是让美国被虚假的信心所鼓励，走向大国决斗的大战略陷阱。”

而格劳秀斯思想传统在和康德思想传统斗争中的一时胜利——从古希腊和古波斯之间的斗争到20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冷战，使西方国家对制度改良不思进取，忽视了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存在的，与之对立的、带有鲜明大陆色彩的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也有其实践价值。

个体价值本位在政治上表现为选举政治和三权分立，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注重自下而上的自由选择；集体价值本位将社会或国家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主张个体应服从整体的需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动员。前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后者在战争和危机应对中更占上风。

前者诉诸于人性中的贪婪趋利特质，通过因势利导的市场分工和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和整体福利提升；后者则诉诸人性中的避害本能以及集体主义认同意识，通过组织动员来激发一个群体的最大战斗力。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对矛盾曾经表现为齐国与秦国之间的竞争：齐国的管仲改革主张利用市场力量来实现和平崛起，而秦国的商鞅变法则强调严刑峻法与耕战为本。最终，中国历史演进的结果是秦国统一天下。

200年前，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英国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世界各国市场的大门，以此为基础在英国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对市场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文一教授已经有过非常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论述）。

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料图

全球化的幸运儿美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体系，通过WTO（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一系列协定，扩大和深化了全球开放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强势美元政策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培育，美国国内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一市场对各类新奇而昂贵的商品的巨大胃口，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因为再昂贵的新奇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到足够多的买家。

冷战中跟着美国走的国家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搭上了科技创新的顺风车，但是那些游离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相对贫穷和艰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每个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外围虽然会遭受来自中心的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制，但是中心所汲取的一部分资源会转化为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然后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反哺到外围地区。

换言之，外围国家之所以愿意跟你走，是因为你能不断地带领它们提升生产力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决定一个体系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因而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之前奢谈创新，就如同要求少年儿童去干成年人的重体力活一样，他们既干不出成绩，也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