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的崛起和美国体制中虚假的制衡

由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往下，美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敌意有很深的种族主义根源。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是民粹主义与白人至上右翼运动——他们自称“另类右翼”（Alt Right）——全面融合的四年，他的宣传旗手斯蒂芬·班农曾是白人至上主义网站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董事长，同时毫不奇怪，他也成为美国最积极的反华者之一。

他们动员的主要人群是美国的下中产阶级：这个群体大多是白人，家庭年收入约7.5万美元，大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从事小生意或专业工作，约占全国人口1/4。虽然斯蒂芬·班农和特朗普本人喜欢吹捧他们在“白人工人阶级”中的支持，但实际上他们的支持基础是美国的下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共和党在选举上得益于这个新法西斯主义投票集团的建立。他们热爱大资本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大资本家；他们认为精英主义政治和文化领袖阻碍了他们发财，因此憎恶这个群体；他们鄙视在自己之下的工人阶级。1951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谈到美国中产阶级时写道：

他们是一群后卫。短期内，他们会惶恐不安地追求声望；但从长远看来，他们会追逐权力，因为说到底，声望是由权力决定的。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出个价。

直到不久以前，下中产阶级对“美国帝国”兴趣不大、和中国也没有太多交集，但他们能感受到近年来经济上的变化。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实际从未恢复活力，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大资本家赚足了利润，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遭受了损害。特朗普将这个对现状不满又缺乏代言人的群体动员起来成为他的重要票仓，动员的手段就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种族资本主义以及通过“新冷战”来全面打压中国这个对手。

目前在美国国内，民众普遍对中国抱有敌意，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则不断强化“中国是自由世界的邪恶敌人，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印象，国内言论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任何对中俄表示同情、甚至只是客观分析的声音，都会受到舆论和大众的强烈抨击。一些进步人士表示，自朝鲜战争后从未在美国见过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甚至有人将当今美国的社会氛围比作1930年代初的德国。

正在美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幕其实也告诉我们，外人经常误解美国国家机器中的所谓“制衡机制”是为了实现三权分立。与欧洲社会革命运动不断催生的宪法改革的历史不同，这一部最初由一批产业主（包括奴隶主）奠基的美国宪法，一开始就旨在保护私人财产拥有者的权利，防止“暴民多数派”统治。直到今天，宪法仍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消解掉大多数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律权利。

诸如选举人团这样的措施，旨在阻止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小布什和特朗普赢得总统职位时，实际获得的票数都少于他们各自的对手。这一措施最初是为了保护南方蓄奴州和其他较小的农业州的利益，一直延续至今，因为修改宪法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设计得极其困难和繁琐。尽管最终取消了禁止黑人、妇女和没有财产的人享有投票权的规定，但剥夺选民权利的情况仍然存在。2021年，有19个州颁布了34项压制选民的法律，可能限制这些州内多达5500万选民的投票权。同时，最高法院有能力推翻选举权立法、取消平权行动、并允许宗教组织削弱公民权利。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被称为“公民联合”的裁决，取消了对私人和企业对选举捐款额度的限制，选举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场“财力的较量”。在2020年的选举中，总统和国会参议院选举的总支出为140亿美元。现在又要加上“心理-技术竞争”因素，基于社交媒体、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的技术手段无孔不入，对选举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些技术又极其昂贵，这些措施保障了只有富人才有可能参政。2016年，参议员的财富中位数超过300万美元。这已经不是一个受人民制约和平衡的政府。

战争的阴霾还会散去吗？

2014年，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一个内部通信中声称：“太平洋是美国的领海”。

2020年，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到2028年中国GDP将超越美国，这个时间点成了美国资产阶级精英眼中的“魔障”。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和舆论走向，无不在为一场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热战做准备。在乌克兰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正是这场“热战”的预演和前奏。为战争做准备的思想动员在美国社会已经全面展开，新法西斯主义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一个新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已经出现，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遮羞布，不会成为战争机器的刹车机制。

美国有1.4亿工人阶级和穷人。据估计，美国有1700万儿童正遭受饥饿，比COVID-19大流行之前多了六百万。虽然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人确实在意识形态上支持美国的战争贩子政策，但这种支持实际上与他们的实际利益直接相抵触。历史上，黑人、女权运动等美国传统进步群体有着强烈的斗争精神，马丁·路德·金博士和马尔科姆·X等领袖表现出了惊人的斗争勇气，他们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对美国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抵抗浪潮。可悲的是，今天这些进步团体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政策和反华的支持者。

在美国人民当中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的声音在大声疾呼。但必须指出的是，少数反对“新冷战”的进步团体立即被诋毁为“为新疆种族灭绝辩护”。美国的制度保证了社会的这一部分呼声是无力的。

在美国及其盟友之外，其他国家并不欢迎北约强势扩张带来的战争。在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上，代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政府对题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决议草案投下了反对或弃权票。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所在的国家并不认同美国主导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升级和延长战争的企图、以及强迫与俄罗斯和中国脱钩，将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失调，这会给美国的统治带来大规模的负面反应。对于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强化美元霸权的过激行为，甚至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也深感担忧。

本周，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宣布他将不参加美国在洛杉矶召开的美洲峰会，因为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被拒之门外。拉丁美洲对美国统治的抵抗正在增长。但应该看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际没有能力约束美国发动战争。除了自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华盛顿拒绝接受任何东西的约束。

美国拜登政府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并制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罗斯，意图颠覆俄罗斯政权。它还偏离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以各种方式破坏台湾海峡的稳定。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且目前的经济实力庞大，但这个国家已长期处于衰退和危机状态。1950年，美国占世界GDP（购买力平价）的27.3%；而到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15.9%。甚至在COVID-19疫情之前，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就已经下降到不足2%。

尽管最近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巨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美国的净固定投资只增长了1.4%，这导致了本轮的通货膨胀。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与战争无关。但是，美国有意地借助战争伤害欧洲经济，从而缓解自身面临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军事开支暴增等问题。尽管国内对与中国脱钩存在巨大的政治共识，但美国对中国的订单仍在增加，实质性脱钩仍然是一个白日梦。增加更多的制裁只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和反对美元霸权的进程。美国不会自己在经济上倒下，但其推动战争、制裁和脱钩的后果将继续损害其自身经济，并危及世界粮食供应链。由此产生的全球社会不稳定将反过来导致美国经济更加疲软，并引发对其全球统治的意外挑战。

中国稳定的社会治理、强大的国防实力、以及爱好和平又不畏强权的外交策略，才能如杨洁篪所说——“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最终让美国放弃与中国开战并战而胜之的幻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安克雷奇会议发言。

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治理新方案，这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应当立即致力于重振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可行的全球南方多边项目。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利益。来自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将是在各种官方和民间平台呼吁和平、抵制战争的重要力量。美国不会是第一个因傲慢和狂妄而过度膨胀、最终力不从心的帝国。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是一名美国籍记者和编辑，曾在全球供应链领域工作35年。她目前居住在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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