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世界正在感受美国日益浓烈的战争恶意。在乌克兰冲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美国与北约不断升级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也不忘继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挑衅。

4月14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

5月4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在国会极力渲染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并称中国“很可能利用核胁迫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5月5日，韩国宣布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一个网络防御组织；同时韩国和日本都被邀请参加在马德里的北约峰会，北约的“亚洲分部”呼之欲出。

面对美国拜登政府表现出的激进好战外交姿态，人们不禁要问：在美国的统治精英中，是哪些人在鼓吹战争？美国国内是否还存在能遏制这种好战情绪的机制？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战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情绪达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于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韦内齐亚尔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不是一个受人民制约和平衡的政府。图源：ABC News

好战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国自由主义鹰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其思想根源——自由干涉主义——则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的主张。对越南的入侵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越南战争失败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暂时地减少了对外干涉的呼声。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当时也被称为“波音公司的参议员”）与其他支持国际干预的反共分子一起，促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团体。新保守主义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因为他致力于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单边主义崛起，新保守派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其思想领袖保罗·沃尔福威茨曾是亨利·杰克逊的助手，当时担任负责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1992年，在苏联解体后仅几个月，沃尔福威茨提出了一份《国防政策指南》，明确主张美国要扩大军事力量、确立永久性的“独角兽”地位，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及其所有周边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

通过武力投射在全世界保持美国领导的单极态势，这一“大战略”影响了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第一次海湾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的虚弱。随后，美国和北约以军事力量强行肢解了南斯拉夫。“9·11”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主义分子（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控制。

尽管都主张对外军事干涉，自由鹰派和新保守派在历史上有两项主要差异。第一，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主张无视多边机构。第二，自由鹰派寻求与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国一同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法律。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新保守派乐于接受“美国帝国”的称号，并作为世界唯一帝国的统治者单方面决定对任何国家的军事干涉。

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美国的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表面上看，2000年到2016年，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确是新保守派主要阵地，偏向共和党的政策，而布鲁金斯学会和后来新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等智库则有更多自由鹰派成员偏向民主党。但各个智库中都有来自两党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党派门户，而是所谓“两党外交政策共识”中的具体政策分歧。实际上，在白宫和议会决策的背后，由非营利基金会、大学、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等机构共同组成的政策规划网络，将源于企业和资本家的“议题”打磨成政策提案和报告。

另外一个人们常见的误解是，所谓自由主义“进步”（progressive）一面会平衡社会发展、支持国际援助与限制军费开支。然而，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其基础是国家屈从于市场力量，并对医疗、食品援助和教育等社会支出实行紧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遵循这一原则。新自由主义鼓励无限制的军事开支，拜登政府最新预算中包括81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比上年预算增加了4%。在COVID-19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提供了的5万亿刺激资金中1.7万亿直接进入大企业的口袋。特别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严重损害了全球南方人民的生活质量。它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陷阱，迫使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休止地偿付债务。

在外交政策领域，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该智库接受来自各种来源的捐赠，目前的董事会成员中既有老布什的主要中东问题顾问理查德·哈斯，也有奥巴马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德国《明镜》杂志曾将CFR描述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私人机构”和“资本主义的中央政治局”。 《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和调察员理查德·哈伍德称该委员会及其成员为“最接近于美国统治机构的东西”。

不论在选举中支持哪一党的候选人，这个长期协作的网络一直保持着外交政策的稳定。这种在国际事务上“美国至上”、拒绝其他国家插手的世界观，可以追溯到1823年以来的门罗主义，只是现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将从前局限在美洲大陆的门罗主义推广到了全世界。跨政党协同和转换政党都是这个外交政策精英群体的常态，他们与执政的资本主义阶级以及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Deep State”（情报机构和军方）紧密相连。

政策的形成过程 图源：《谁统治美国？》，作者威廉‧多姆霍夫

大约迟至2008年之前，共和党中聚集的新保守派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彻底肢解俄罗斯、并将其无核化。然而在2008年左右，美国政治精英势力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且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不会成为下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新保守派把中国完全纳入了对抗和遏制的视野。

与此同时，一些倾向民主党的自由鹰派成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自由鹰派的代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主导制订并实施了“重返亚太”战略，这个战略自然得到还在共和党阵营中的新保守派人士首肯，被马克斯·布特（Max Boot）赞扬为“强有力的声音”。然而，将北约扩大到乌克兰并与俄罗斯对抗的战略，仍然是新保守派和自由派鹰派的优先事项。在战略优先级方面，他们反对主张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便强化与中国对抗的“现实主义者”的立场。

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胜利在CFR共识中造成了短期的动荡。特朗普代表了一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大资本精英内部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力支持他，包括航运巨头Uline的所有者迪克·乌伊莱因、建材零售商家得宝的创始人伯尼·马库斯、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投资人罗伯特·墨瑟、银行家蒂莫西·梅隆等人。

特朗普在全球事务上的收缩态势——尤其是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以及与朝鲜的外交接触——符合中下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得到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包括亨利·基辛格）的支持，但让新保守派心生不满。一批新保守派精英在反特朗普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约300名曾在布什政府任职的官员在2020年大选中转入民主党阵营，新保守派大佬马克斯·布特也成为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思想领袖。2003年，布特曾写道：“鉴于‘帝国主义’背负的历史包袱，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拥抱这个词。但它绝对应该接受这种做法。”

排除了特朗普的干扰之后，CFR回归常态的同时，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则在拜登政权中实现了战略导向的彻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两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势，但近年来他们在一些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形成了联合，这是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的跨越。

两派精英达成共识的国际事务理论可以简述为：美国应该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欢迎的政权，全力促进“自由民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并打击那些挑战西方价值和军事霸权的国家——首当其冲者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去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个词意味着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的机构），这表明自由鹰派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遵循美国的规定。

2019年，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曾经公开主张美国应当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与自由鹰派代表安东尼·布林肯一起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他们呼吁“遏制”（即包围并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对“美国的对手”采取“预防性外交和威慑”政策。

顺便一提，罗伯特·卡根的妻子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众所周知，她在组织和支持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目前她在拜登政府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三高位，仅次于国务卿布林肯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她还是自由鹰派领袖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最近刚刚去世）的亲信与精神传人。从这个小圈子俱乐部，不难发现二大外交精英阵营的高度融合，也可以发现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实际推手。

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好战精英团体采取策略的轨迹是：强化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北约（而非联合国）作为对外干涉的首要机制；拒绝承认“对手”对于敏感区域的主权和安全诉求，以此挑衅对方开战；甚至谋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在对手领土或周边进行“有限核战争”；在全过程中施加单边胁迫性措施，实施“混合战争”——结合经济制裁、金融、信息、宣传、文化、颜色革命、网络战、法律战等全方位的手段，以期削弱和颠覆对手政权。如果在乌克兰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样的策略无疑会被复制到西太平洋。

战略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政策精英们在其他次要问题（如气候变化）上没有分歧。但即使在气候问题上，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要求欧洲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而拜登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对这一举措可能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不置一词——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用自己的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销售。美国国内的冲突和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并正在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一些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发起运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的担忧。“新冷战”的概念在一些方面低估了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恶意。历史上与苏联的冷战是有底线有规则的：美国采用多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谋求颠覆苏联政权，但并不谋求改变核武器势力边界，双方承认实际控制的利益范围与安全需求。

而如今《华尔街日报》竟公然呼吁“美国应当展现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能力”，CFR的精英们声称乌克兰和台湾地区都是西方军事势力范围内的战略要地而必须得到保卫。就连冷战的领袖基辛格也对当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和反对，他认为将中俄分而治之、挑拨俄罗斯对抗中国才是正确的策略，警告与这两个拥核大国直接开战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凯南和麦克纳马拉想必也会赞同基辛格的态度，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不过，老一代冷战领袖已然凋敝，没人再倾听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