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反华战争导演

一方面，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美国与欧洲的制造业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为了降低美国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拜登政府不得不处理关于贸易战关税的减免呼声；另一方面，中国自己并没有主动发起“经济脱钩”，而是面对“贸易战”“科技战”压力，做好“内部大循环”的推进。新冠疫情以来，表面上看，中美商品贸易额出现阶段性上升。

但要看见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在发生变化：美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日益紧密的反华联盟，支持外交精英们的好战策略。这种情形产生，既有长期利益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确实严重依赖中国的生产，这使得脱钩非常困难。但中美2020年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约6152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标普500指数企业年度总收入（14万亿美元）的5%。除了芯片制造商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以外。波音、卡特彼勒、通用汽车、星巴克、耐克、福特或苹果没有一家的收入超过25%来自中国。如果细看几个重要产业的现状会发现：中美经贸关系这块曾经的压舱石，正失去其稳定性。

首先是时代弄潮儿科技/互联网行业。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富人中，只有埃隆·马斯克不是来自科技/互联网行业，而他的“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互联网。与二十年前的富人名单对比，传统制造业、银行业和石油业的巨头已经消失。大部分科技精英有着强烈的反华冲动。谷歌、亚马逊、脸书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市场。苹果和微软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iPhone在中国的市场占比一度被华为超越，只是因为华为被芯片“断供”才再度反超。

美国科技企业巨头们渴望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哪怕是用一场战争——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曾任谷歌执行主席的埃里克·施密特牵头成立了国防创新委员会（DIU）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不断强调“中国威胁论”，他的态度很能代表美国科技界的普遍意见。在过去二年围绕新冠疫情、中国香港事务和新疆事务的舆论战中，推特和脸书都扮演了压制客观报道事实的声音，积极参与妖魔化中国。

美国制造业仍然依赖中国的产能。美国制造业的持续投资和技术革新基本上在几年前就被放弃了，尽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在呼吁将“近岸制造”带回北美，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可能是近年来唯一引人注目的美企在中国的制造业投资，然而埃隆·马斯克同时还通过SpaceX接受大量政府采购项目，其“星链”卫星去年两次非正常变轨接近中国空间站，被中方指责“非常不负责任”，中国《解放军报》认为其“野蛮扩张”有将卫星军事化应用之嫌。最近马斯克又收购了社交网络平台推特，很难期待他会改变推特长期以来针对中俄等国的言论控制。

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向他们开放市场，但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中国发生政权变更、彻底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索罗斯的反华态度众所周知。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去年11月声称“摩根大通会比中国共产党更长寿”（尽管事后他道歉称自己只是在开玩笑），并暗示中国大陆如果试图收复台湾地区将遭受沉重的军事打击。

中国政府加强对资本无序扩张的管制和一系列中概股从美国退市，显示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朝着华尔街希望的方向发展。尽管查理·芒格在5月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称“中国值得投资”，但不要忽视他这句话的前提：中国政府是所谓“侵犯人权”的“集权主义政权”，只是因为“在中国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企业”，所以才“值得冒额外的风险”。

美国零售消费业被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挤压早已不是新闻。去年3月，耐克等品牌以子虚乌有的“强迫劳动”为理由抵制新疆棉花，5月又在中国发布涉嫌种族歧视的广告，结果是市场占比进一步下滑，被中国国产品牌安踏迎头赶上。中美文化娱乐业在新冠疫情后已经明显脱钩，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中，国产电影占了85%，曾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连续因意识形态问题无法进入中国市场，2021年中国票房为0，最近的《奇异博士2》再次出现反华镜头，预计仍然无法在中国上映。美国企业在商业利益与意识形态上的权衡判断，从这些案例上可见一斑。

当然，在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不能忽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影响力——这个行业是帝国主义战略经济、政治和军事部门的顶峰。美国对军事优势的追求导致了在武器、硅芯片、先进通信（包括卫星网络战）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疯狂支出。五角大楼声称其未来10年至少需要7.3万亿美元拨款，这笔钱大部分会流入军工复合体。世界前六大军事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技术、BAE系统、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通用动力）每年的总销售额超过1600亿美元，新近加入竞争的则是亚马逊、微软、谷歌、甲骨文、IBM、Palantir（创始人彼得·蒂尔是个反华的极端好战分子）等科技企业，他们获得的一些大合同金额高达上百亿美元。

公职人员、尤其是军队和国防部高官通过“旋转门”从军工企业拿到高额报酬，这在美国的体制中竟然不被视为腐败。比尔·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后从私营企业获得1.2亿美元报酬，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从私营企业获得了1.56亿美元的“慈善捐赠”。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作为四星上将退役后，曾在联合技术、雷神技术等军工企业担任董事，他的700万美元净资产大部分都是在这些职位上赚来的。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于2013年退役后，在其后的5年间，通过从一大批军事承包商那里获得高额报酬积累了700万美元净资产，其中包括价值60万至125万美元的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和期权。随后马蒂斯又转回政界，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

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超过70%（108人中的76人）的顶级将军在退役后为国防承包商工作。雷神、通用、波音等军工企业及其投资方松岛资本还是新美国安全中心和西部执行战略咨询公司（WestExec）的重要资助者——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等人都曾在WestExec任职。由国防承包商（现在科技公司和私募基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组成的军工复合体，与腐败的政客和将军们一起，用中国作为借口，领导着美国军事能力的大规模扩张。

曾在WestExec咨询公司任职的美国拜登政府官员 图源：环球网资讯

在美国，很少有重要的资本家个人愿意公开反对“中国是我们的敌人”的大合唱。在《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中，你不会看到许多公开的反对意见或呼吁克制。几年前被称为“对中国态度软弱”的迈克尔·布隆伯格，如今已不再发出任何呼吁克制战争狂热的言论，反而在今年2月被提名为国防创新委员会的主席。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一直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边缘人和邪教分子。麦肯锡公司倡导与中国增加生意往来，《纽约时报》则诋毁他们“帮助提高独裁政府的地位”，现在麦肯锡在美国商业界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

更关键的是，美国资产阶级上层精英早已不止是从前的“产业精英”。例如迈克尔·布隆伯格的身价估计为830亿美元，他不仅拥有信息服务公司彭博社88%的股份，而且多年来通过股票市场广泛投资。从埃里克·施密特，到查尔斯·科赫，到乔治·索罗斯，到马斯克，今日的亿万富翁们将自己的投资分散在各个产业，并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资助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这使得他们比从前专注单一产业的百万富翁更能跳出短期经济利益的局限、站在长期战略视角看待外交政策。形成共同意识的资产阶级会期望颠覆中国政权后完全放开的中国市场潜力给他们带来长期超额收益，从而使这些亿万富翁更有动力承受遏制中国带来的部分行业的短期损失。

在被称为“在幕后领导美国政府”的CFR的“奠基”（Founder）级企业会员中，包含了能源（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赫斯、Tellurian）、金融（美林、花旗、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黑石）、IT（埃森哲、苹果、AT&T、思科）、互联网（谷歌、Meta）等行业的代表。今年1月，CFR在一篇研究报告中鼓吹“加强美日协调，应对台湾冲突”。类似这样布局战争、遏制中国的政策意见，代表着该协会成员企业的控制者、股东和大客户们构成的资产阶级精英的长期战略主张。

CFR影响下的媒体网络 图源：https://cfrmedia.wordpress.com/

在中产阶级上层精英中，有一小部分以CATO研究所为代表的极右翼自由主义孤立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反对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美国的军事扩张，他们撰文反对美国在乌克兰的作用。但这个群体在国际政策领域目前是被边缘化的，没有太多影响力。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向来是一个“战友团”。 这个团伙维持着一个现代国家，其中雇佣了一大批永久性的武装人员、情报人员和间谍。2015年，美国有430万拥有安全许可的雇员。这个团体与军事-工业-数字垄断复合体联合，发挥着巨大的力量，而不必经过任何选举。这就是美国的“Deep State”。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们上台不久就迅速失能，无法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能看出Deep State力量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