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暴力的历史

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初期，经济国策一直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杰斐逊总统推动通过《1807年禁运法》，以惩罚英国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对美国船只的骚扰。这次制裁是一场灾难。在当时，美国对欧洲市场的需求，远远大于英国和法国对新世界一个新生国家的市场的需求；禁运法给美国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对欧洲大国的损失。即便如此，美国仍然将贸易作为其主要的外交工具，专注于撬开外国出口市场和促进国内的外国投资。

鉴于美国军队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规模都小到微不足道，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英镑在全球金融中的优势地位也意味着美元不是一种重要的货币。这时，贸易是美国开展外交的主要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重新热衷于将贸易制裁作为调节世界政治的一种手段。威尔逊总统推动美国人支持国际联盟，他认为国际联盟的制裁权可以代替战争。他在1919年说：“一个经济上被制裁的国家，就是一个眼看着就要投降的国家。”他还说：“运用这种经济的、和平的、沉默的、有效的纠正措施，就不需要使用武力了。这是一个可畏的纠正措施。”

美国人对此不以为然，美国也从未加入国际联盟。最终，国际联盟实施的制裁未能阻止意大利在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也未能阻止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任何一种交战行为。相反，美国对流向日本的燃料和其他战争物资的禁运倒是促成了对珍珠港的袭击（观察者网注：1941年美国对日本禁运战略物资，是鉴于日本扩大侵华规模并进入东南亚，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日本在日美谈判中谋求的目标是迫使美国承认日本支配亚洲和西太平洋，而不仅是解除禁运。这里单纯认为美国禁运导致日本袭击珍珠港，是日本右翼在战后投靠美国而炮制的伪历史。而美国为了拉拢日本，一定程度上也默认了这一伪历史。）

美国电影《珍珠港》场面宏大，但跳过了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早在美国提出答复前，日本海军已经向珍珠港出击

冷战的爆发使得美国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使用经济政策。美国第一次提供了大量的多边和双边外国援助；停止援助是施加经济压力的一个简单方法。美国在这一时期最成功的经济制裁是在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期间。华盛顿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入侵感到愤怒，阻止英国提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来保护英镑。随后，英镑受到挤兑迫使伦敦撤军。

然而，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制裁都失败了。在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盟友实施禁运，不让他们获得重要的资源和技术。这种禁运作为一种遏制行为取得了成功，但这些制裁措施迫使苏联盟友改变政治立场的目的，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为苏联介入，向被美国制裁的对象提供了经济支持。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收紧对古巴的出口禁运时，苏联通过向哈瓦那提供大量援助，为卡斯特罗政府在经济上提供了空间。

在冷战后期，美国利用经济制裁向盟国和对手施压，以改善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除了制裁亲密盟友的罕见成功之外，经济压力只有在来自广泛的多边联盟时才起作用，比如联合国对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的制裁。

冷战的结束给制裁带来了最初的希望。随着苏联较少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多边贸易制裁似乎有可能取代战争，就像威尔逊所梦想的那样。现实很快证明并非如此。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了全面的贸易禁运。这些严厉的制裁使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一半。然而，它们无法迫使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出；海湾战争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战后，对伊拉克的制裁仍在继续，但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代价是惊人的：人们普遍认为婴儿死亡率急剧上升，人均收入在15年内一直停滞不前。伊拉克操纵数字，夸大了制裁的人道主义代价，但这种欺骗行为是有效的。决策者们开始相信，贸易制裁是一种钝器，它伤害的是普通平民，而不是他们想要改变的精英们的行为。因此，他们寻找更聪明的制裁手段，以打击一个政权的执政集团。

美元的中心地位似乎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并在9·11事件后加速发展的是，美国使任何金融机构更难与被制裁的政府、公司或个人进行美元交易。美国和外国银行需要获得美元才能运作；即使是被拒绝获得美元的隐性威胁，也使世界上大多数银行不愿意与受制裁的实体合作，这就有效地将被制裁的国家驱逐出了全球金融体系。事实证明，这种制裁更有效。对贸易的限制刺激了私营部门的行为者投入黑市业务，而对美元交易的措施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由于金融机构关心自己的全球声誉，并希望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青睐，它们往往热衷于遵守制裁，甚至先发制人地抛弃被认为风险过大的客户。

随着美国的制裁力度越来越大，他们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胜利。小布什政府打击了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活动，各国政府为保留自己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的机会而不惜一切代价。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这促使该国就限制其核计划的协议进行谈判，以换取一些制裁措施的解除。

特朗普政府威胁墨西哥政府，声称要提高关税并关闭美墨边境。它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迫使墨西哥拦截中美洲移民；而作为回应，墨西哥政府也部署了更多的国民警卫队来限制移民潮。

然而，这种手段的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更多的失败。美国对白俄罗斯、古巴、俄罗斯、叙利亚和津巴布韦都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制裁，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对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施加的经济压力，作为其“最大限度施压”的一部分，来限制这些国家对经济限制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规避。这些努力还依赖于所谓的“二级制裁”，即如果被制裁方以外的第三方国家和公司不同意参与制裁，他们将受到经济上的胁迫。

在每一种情况下，被制裁的国家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它们却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甚至连委内瑞拉这个在美国后院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破产国家也没有默许美国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