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生活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节节胜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的时代。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史中的地位既重要又复杂，备受争议。一方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了一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弊端再多，仍然成功地使一个不存在私有资本剥削制度的落后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成为领导能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他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把马克思主义提升为主导意识形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推行个人崇拜，背离和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更为严重的是，通过第三国际和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也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误解或曲解了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和东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同路人，误以斯大林的说法为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做出目的论、宿命论和阶段论的解释。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几大历史阶段的论说，如他一再强调，只是西欧的特例，而不是普适的万能钥匙。他对历史发展也从无目的论或宿命的理解。

第二，把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学说简化为所有制决定论。所有制固然重要，但马克思的所有制，指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只是财产关系上生产资料的归属。在马克思的时代，所有权和控制权往往联为一体。

20世纪以后，两者的分离逐渐普遍；在资本与劳动的剥削关系中，控制权甚至远比所有权更为重要。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对苏东模式中的经济制度，也有重大的警示意义：如果劳动者只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没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剩余的实际控制权，那么名义上的国有化或全民所有制，并不能真正保证他们不受剥削压迫。

第三，在有关上层建筑的问题上，表现出还原论、庸俗社会学或教条主义的倾向。斯大林时代的一大特色，是把政治和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统统看作为经济利益、阶级利益的直接表达或工具，无视它们相对独立、或在某些条件下特殊且强大的能动作用。

第四，苏联国家压倒社会、整体淹没个人的体制，固然是当年严酷的国际环境使然，斯大林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始自青年马克思反对普鲁士书报检查，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泾渭分明。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对立，也正是相对于国家主义而言的。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对市场实行必要干预的，也不应该是国家，而是工会。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指责马克思是国家主义者，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没有所谓的人民国家。一旦国家为人民掌握，就不再成其为国家，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了。同理，片面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和个性，或者一部分人以集体的名义"代表"另一部分人，也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相距甚远。后者体现的，是集体与个人之间融洽而互补的关系，它通过民主协商和自治调节而产生和保持。

相反，片面强调服从关系，使各级政权向人民负责、各类社群集体与个人的融洽关系，都成为不可能。斯大林时代高扬的集体主义，曾经在卫国战争和国家建设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和伟大贡献，但毋庸讳言，它对那时社会生活的沉闷压抑，不能不负相当的责任。

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左翼，理解和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去世后，情况有所变化。但明确地把斯大林的说法与马克思的思想区分开来，主要发生在苏东易帜之后。

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斯大林主义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有四大主要贡献。第一，农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都把农民看作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保守力量，而毛泽东却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不但可以成为落后国家革命的主体，而且在革命胜利后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构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是人民民主专政主体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被专政的对象。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苏联长期奉行的以重工业为主、一长制的指令经济，毛泽东主张"农、轻、重并举"、部类平衡、两条腿走路、特别是生产组织中的群众路线。以"鞍钢宪法"著称的工业民主取向、以工农商学兵同步发展的"五七公社"蓝图等等，都是社会主义想象与实践中的重大突破。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点评，虽然并不系统，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第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革命胜利、敌对阶级消灭以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如何安排，是毛泽东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只是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国内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极端艰巨，国家在过渡时期不仅不可能消亡，还承担着保护新生政权和实现落后国家赶超的重任。

斯大林认为，敌对阶级消灭后，国内不再存在矛盾，国家机器只是对付外敌的工具。毛泽东则正确地指出，即使作为阶级的敌人已经被消灭，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其中有些具有现存或残余的阶级内容，有些则没有。无论什么性质的矛盾，只要不涉及敌对分子，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要和风细雨地解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中，第一次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一项基本准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反右和文化革命等运动的反面教训更不容低估。

最后，反修防修，防止党的异化变质，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毛泽东的这一远大预见和实践，可以说是列宁的政党学说以后，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中最有创造性的发展。

总之，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思想家和实践家。可惜晚年的他在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往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又把大量内部矛盾敌我处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政策失误。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也损害了他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

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易帜，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退潮。但也有一个积极后果，即不再有解读马克思主义、或划分社会主义的任何垄断力量了。曾经的和新近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始热烈辩论，究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换一种问法：这一模式的终结，是因为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它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因素？

显然，苏东模式里确实有很多现象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例如专制和个人崇拜、社会生活的缺少自由和民主、文化领域中的教条主义、以及前面提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乃至背叛。然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责任也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场在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全面否定，为苏联模式迷信计划、排斥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缺失民主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又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

这样的制度，长远看来，对经济运行的绩效有很多消极的后果。连同冷战态势强加的军备竞赛，致使苏东集团最终丧失与欧美资本主义竞争的实力。当然，败于冷战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阵营和新中国在工业化，工人福利和民众的基本需求，以及用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的社会政策等方面的成就，都相当出色，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中的贡献、牺牲和胜利，鼓舞了第三世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