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短考察自由主义的演变之前，先要检验它理论上的出发点。

讨论自由主义哲学，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尔。康德讲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个人；密尔讲个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钳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个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宝贵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并发展个性；个性压抑意味着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的自主性，指涉独立于任何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因而是抽象、普世无差别的原子个人。

自由主义这一预设的现实基础是什么？从起源论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康德的原子个人，不过是16至18世纪开始出现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他必须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共同体，否则就不可能自由进入市场。他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对无产者来说即其劳动力，并且对该资产拥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他有权在市场中自由地交换自己的资产，包括出卖自身的劳动。自由主义以自主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为要，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市场主体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独立的、拥有资产的、理性的原子化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尤其他还是人类道德准则、伦理生活的根源和载体。只有尊重自主的个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当性。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此后的一系列发展，从无形之手、社会契约，直到晚近的理性选择、公共选择、新政治经济学^[2]，乃至"分析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建立在方法论个体主义基础上的哲学社会学说，即使不都是自由主义理论预设的体现、应用或推广，其间互为援手、相得益彰的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理论上，这个出发点隐含着一个悖论、一个撕裂自身的内在矛盾。如果原子个体的基本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而市场活动的目的只是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等价物（钱或权力等一般交换价值），那么密尔认为至尊的宝贵的个性岂不与个人的基本活动完全脱节？当然，可以说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人的个性，实际上本来就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个性，它与追求没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换价值的基本活动，倒也不失互为前提、互相建构。

但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却意味着一个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接受一种无道德、个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虚无主义。^[3]由于个性对艺术至关紧要，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原子个人的市场活动，不相容于艺术。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浪漫派，也包括现代派）也势必对市场、对资本主义怀有深刻的敌意。自由主义内涵的道德虚无主义，受到前现代保守主义的严厉抨击：我们有共同体，有自己的特性，有对父母、邻里和祖国的义务和承诺等等很多构成个性的特殊关怀；但自由主义者，除了体现在钱和权的空虚的一般等价物，别无所有。这一批评击中要害。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艺术和文化繁荣的真正土壤，必然在市场之外真正追求个性的自由人创造活动的领域。

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自由主义演变的几个主要阶段。

19世纪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是自由贸易。自由派认为，自由贸易再加上法治，社会进步就有了保障。为什么法治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人身安全、私有财产和个体自由的必要条件。他们那时还顾不上民主，关心的主要是后来伯林（Isaiah Berlin）所述的"消极自由"。即政府除了制定交通规则一类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即充当守夜人）以外，对个人的人身、财产、言论等自由和其他不伤及他人的活动，一概保护而不得干涉。

与此相比，黑格尔，虽然也生活在19世纪，却要更为高明。主要表现在消极自由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每个公民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和担任公务员参与立法的平等权利。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市场经济需要法律的规范。如果立法权被一部分人、即特殊利益集团所垄断，那么由此产生的法律势必向该集团倾斜，很难为市场经济提供适当的保护。因此，黑格尔力主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进入立法过程，就超出了19世纪自由派主流"消极自由"的眼界，而进入了"积极自由"的领域。这一主张，随后成为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激活，并得到不同形式的运用。其背景是一个历史过程：19世纪的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而破了产。1929年开始，西方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如何应对？于是有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两者的共同要点无非是国家干预经济。3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与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保障的是积极自由（如充分就业）；后者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彻底的消极自由。

在二战以后的冷战时代，本来被自由主义者冷落的民主被提上日程。动力是冷战中要抢占道义制高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昭示了苏联的极权制度，而自由世界却是民主社会。在全世界推进民主，以民主为号召与苏联模式对抗，是冷战自由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西方二战后的许多举措和演变，也只有置于冷战的情景和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不过民主，无论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在逻辑上或客观上，都为争取积极自由打开了大门。自由主义的两位重要代表，哈耶克和波普尔，始终坚持消极自由，坚决反对国家干预和民主事业；认为政府在守夜人职责以外的任何举措，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和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在西方长期被新政自由主义冷落，处于边缘地位，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强势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