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困境与前景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如今已出现的问题，会成为家庭和社会走向成长的一个契机。”专家们多次强调——公布最前沿的相关数据和调查报告以表明形式严峻，不是为了制造焦虑恐慌，是为了“起而行之”——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漠不关心，也不要过分解读。同时，中国青少年心理危机得到了国家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恰恰是干预的最好时刻。

但目前，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境。

第一是真正患病家庭的不自知或鸵鸟心态。

全国各地的心理服务中心，在为各个学校开展心理健康团体活动时，都曾遇到孩子求助：我爸妈的病比我更严重，但他们自己不承认。

CPS临床专家告诉我，“一个家庭能否干预或者自救成功，关键在于家长愿不愿意改变。遇到有抗拒心理的父母，一切都很难展开。他们接受不了孩子有精神障碍，更接受不了自己有。”

因为深深的病耻感，父母不愿跨过那个门。如此，部分大城市的顶级医院开始尝试，不以心理问题为切入点，而以“儿童学力评价”、“儿童专注力测试”来降低家长抗拒心理。简单来说，由儿童神经科、心理病科等专家共同组成的儿童神经心理门诊，通过临床评估来诊断和治疗儿童失调行为（如ADHD）和家庭心理问题。

在这个门诊科室中，专业的医生将进行一系列的病情评估、检查和诊断：部分通过非药物干预、药物干预和行为矫正来解决单纯注意力问题。部分心理问题的家庭，则转由精神科和心理医生治疗。“不止是未成年人，部分有心理疾病的中老年人，子女劝导从‘神经内科’挂号检查，发现心理问题再转至精神科。”

第二，是社会尤其是网络对抑郁情绪的过度解读，集中体现在“辨别抑郁情绪、抑郁体征和抑郁症”和“两代人的认知矛盾”。

以《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为例，全国范围内超过3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很多人没有能力或时间精细阅读，只通过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短视频解读信息，很容易悲观的将抑郁风险检出率等同于确诊抑郁，甚至将短期抑郁情绪盖章为抑郁症。”受访专家指出，首先，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孩子的抑郁风险检出更不是确诊抑郁症。“实际上，抑郁作为人七情六欲中的一种情绪，大多数人都是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更不能拿着网上一些自评表，往自己和孩子身上套。”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联合好心情、灵北中国）

其次，抑郁情绪更谈不上一些人谈之色变的极端后果——不吃药便会自杀。“很多家长，前期对孩子抑郁情绪或抑郁症不甚了解，孩子短期出现抑郁情绪又大为无措恐慌，甚至参考小红书等自行买药。”。随着信息爆炸及传播的便捷，很多人将自杀案例与抑郁高度关联。诚然，世卫组织发布报告中，称抑郁系15-29岁人群死亡第二大原因，但实际上，中国总体自杀死亡仍为小概率事件，自杀死亡发生率约为每年7/10万。而根据2023年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多位专家的最新数据，我国15-20岁少年自杀率为3.34/10万，把年龄拓展到中小学生，整体来看，也不会超过5/10万，远低于发达国家。

当然，小概率不意味着情况不严重。每一个宝贵生命的逝去都让人痛心遗憾，但自杀不应被放大并在社会中持续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关注心理健康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关注重点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放大负面情绪本身，甚至在舆论上刻意共情“自杀理由”、引发效仿。

这在社会发生极端事件时显得尤为明显（诸如“连跳”）：政府部门能否制止网络上对此事件的极端情绪渲染及极端行为传播，立竿见影地影响着未来一段时间的青少年积极或消极行为。

而对于“两代人的认知矛盾”，网络上时有对立观点吵得不可开交。一些言论认为现在的孩子太娇气脆弱、不体谅父母，一些言论则认为孩子出现极端行为，都是原生家庭的“罪过”甚至“父母皆祸害”。

对此，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苟萍教授告诉我：“这种互相甩锅式的‘归罪’解读，放大了个例、宣泄了情绪，却不利于事件‘归因’，不利于家庭修复和解决问题，将亲子越推越远。”实际上，孩子极端行为从来不是单一因素或事件的结果，不应简单地解读或定论。而某些报道中父母“逼死”孩子或者孩子灭绝人伦的情况，正因为“稀缺性”而被互联网放大传播。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由此，不得不提到青少年互联网阵地的失守。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室的王检察官对我说：“在我们网络还未真正实现分级的当下，我希望媒体遇到争议事件不要只追求流量，有时候请把镜头上抬一点点。”互联网的负能量、负面价值观，极大污染着孩子们未成熟的心智。

第三，是“僧多粥少”的现状和短期难以改变的困局。

不管是真正需要治疗的困境家庭，还是想要摆脱自我怀疑的普通家庭，他们常常感到求医无门。

因为目前得到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实属凤毛麟角的稀缺人才。以国家心理咨询师为例，在真正权威的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中，截至2021年11月1日，注册系统仅有注册人员3670人，且大多集中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即便全国心理专家连轴转，也难以改变局面。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我：“有个月，我连上了28天班，感觉自己都快得病了。”同时，也有患者抱怨，自己挂上了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号，却被告知排到一年以后。

更令人气愤的是，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本和腐败见缝插针地盯上了这片引起亿万家庭高度关注、配套设置及监管机制却难以着力的新天地。近几年，诸多博取流量的“抑郁自测诊断”、“抑郁症病人用药分享”和“心理辅导师/家庭教育促进师骗局”正在祸害无数家庭。

为解决人才缺口问题，国家已进行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具备条件的城市设置CPS督导点，进行人才培养和实践；再如在多个城市试点，由妇联、民政局、社工办联合高校免费提供“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和现代服务业高级研修班”等；各地未保中心也以政府购买形势，聘用专业心理咨询师、督导师为民政特困群体和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甚至个别地区因缺乏稳定的外聘人才，公检法人员和社工不得不在本职工作之外，考取相关资质证书、身兼数职。

但是，在缺乏相关标准的探索期，多地“赶鸭子上架”的心理服务人员还在使用西方心理学科的陈旧内容，甚至粗暴复刻西方心理发展“发现抑郁就确诊，确诊抑郁就开药”的老路。甚至一些学校为了方便管理或迫于家长群体压力，鼓励出现抑郁情绪的学生或抑郁症状检出的学生休学，推给机构开药治疗。此类效果通常并不理想，反而损害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更加重了学生群体间的负面情绪。

会上，徐凯文提出，实际上西方心理学研究和应用实际已停滞多年，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应该走本土化的中国道路——主动管理和干预潜在危机。正如雾霾导致呼吸道疾病增多，关键在于治理污染；学生心理健康是社会和教育问题，也无法通过医疗系统化解。

04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2023年5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

国家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及举措，将在未来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会上，四大行动应运而生（“点亮者乡村教师成长计划”、“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危机干预师注册标准，伦理标准制定工作”、“构建城市学生心理健康与危机预防体系的安心工程”、“社会治理群体赋能”），旨在进一步呼吁社会各界加入，汇聚更多的力量。

大量实践证明，家庭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第一环境。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出现大小问题，父母不必悲观和焦虑，有一个常识很重要：生命过程本身曲折，同时又极富韧性。在家庭教育对孩子影响越发突出的当下，父母怎么把积极的心态和生命韧性传递给孩子，直观体现在家庭出现问题时，亲子能够自我调解修复和共同成长。正如飞机遭遇不稳定气流，呼吸器从头顶弹出时，成人也得先给自己戴上，才能辅助孩子。

而“未雨绸缪”比“亡羊补牢”更加重要，教育环境该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立德树人”的本源，而不是重演西方教育中那些过度开发、极度功利和虚无的“空心病”。学校及家庭短期内的关键，在于构建孩子健康的生活环境。正如徐凯文在会上所说“希望有勇气的教育家，有勇气的家长敢于从自身做起，调整自己去影响这个功利的教育场。”

例如，为孩子筑起网络心理防火墙——一是尽量隔绝负能量给孩子造成的精神污染，第二是“孩子与现实世界连接越紧密，他/她的根系越扎根于土地，便不会轻易为了虚拟的世界而放弃现实的自己”。同时，阳光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绝不能剥夺了孩子的体育锻炼、户外游玩时间和良好的睡眠，这样才能增加生命的活力及韧性。面对青春期巨变和挑战时，那些有着健康体魄和阳光心态的孩子觉得一切均不足以为惧，因为生命真的本自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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