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警械，一名基层所长告诉我：该用敢用，但也得谨慎使用。“比如辣椒喷雾，我是支持多次警告再用的，不仅是告知抗法者，也是说给围观群众和执法记录仪听。毕竟也有喷到围观路人，路人跑到党委政府告状要赔偿的案例。”

其次，冷静克制、举止有据。所长阿德指出，现在民警大多是专业警校毕业，职业素养高、专业能力强。“本身会去报警校的，大多是血气方刚、有情怀有冲劲的年轻人。撇开警察身份，哪个小年轻不是家中倍受宠爱的子女呢？”因此，阿德对“徒弟们”是否规范执法并不担心，更多考虑的是他们能否妥善处理“执法碰瓷”。

执法现场高呼“警察打人啦”、辱警袭警、脱掉自己衣物污蔑警察耍流氓的案例，并不罕见。“说到底，是想激怒民警，最终目的是用民警情绪失控导致的执法失误，来抵扣自己的错误。”

多位受访警员指出，遇到执法碰瓷，一定要冷静克制，学会自我保护。例如，执法记录仪、手机录像，多角度、全方位，能拍多少拍多少。对于围观群众摄影，不要抢夺手机或粗暴制止。“言简意赅的对群众解释，例如我们现在正在执行公务/抓捕吸贩毒嫌疑人等。告知不要随意拍摄传播，案件涉密或不实传播，会给他和家人带来法律风险。”

规范佩戴执法记录仪，既是对群众的保护也是对执法者自身的保护

对于用脱衣方式造势的执法对象，民警阿青指出，“可以在警车里备上大码T恤，用关节技擒住后给她套上，果断带离现场。也可以背拷后向围观群众中的女性求助，借一下她的外套，再请该女性给执法对象套上。过程中，警员尽量不要触碰到执法对象躯体敏感部位。”

此外，除了激烈的对抗，执法过程中的“暗雷”也不容小觑。民警阿南举例，某次，自己代替熬夜值班的经侦科同事，传唤一位涉嫌经济犯罪的女法人。“她身上藏着录音笔，借口上个厕所打开后，一路上便套我们的话。因为这个案子不是我追踪的，我只说无可奉告。直到单位，有女警接手，这个事才暴露。”所长阿德补充：“执法不代表个人，代表的是国家机关，法律的规定是民警唯一的说话依据。因此，熟悉法律条文很重要，对于不甚了解的，别张嘴乱解释。”

自媒体时代，随着舆论监督的无处不在，一线执法时刻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逐帧展现在民众或网络面前。一线警员虽不是公众人物，却事实上让渡了个人部分隐私权益，因此，习惯与媒体、公众打交道，擅长与民众沟通解释，也是新时代人民警察不得不提高的职业素养。

再次，力量不足、请求支援；面对侵害、积极维权。“过年严查酒驾时，醉驾司机冲卡，一名快要退休的老哥哥肉身扑车、抢夺方向盘，幸好最后只是受了点轻伤。”民警小杨告诉我，“我感慨他工作几十年依旧奋不顾身，但实际上，现在公安部规范执法，一再强调不要蛮干，力量不足撤退不可耻——你是单位一块砖，却是家中一片天。”

如今，在几十年“有困难找警察”的宣传中，以及警务政务没有得到合理分配的背景下（部分地区除外），仍有很多民众对一线民辅警抱有误解，或将公安机关当成万金油。惊人的无效警情背后，是一线民警帮到穷尽，或许也无法真正为群众解决诉求的无奈。

近些年，无效警情占比在逐步下降，但数字和奇葩程度依旧惊人。“邻居甲报警邻居乙头顶乌龟不安全”、“上厕所忘带纸”、“滴滴司机爽约要求警车送自己回家”、“赶不上高铁让警察通知铁路局等一下”……

“干这行，同理心很重要，设身处地的替真正需要帮助或迷茫的群众想一想。不在警务范围的，能帮就帮，实在解决不了的，做好解释合理拒绝、或为群众指条明路。”受访民警们坦诚地告诉我：“但面对一些不合理要求（不管来自民众还是领导），尽量与当事人‘文来文往’。一是自证没有私心且非不作为，二是执法记录仪影像不便保存，文字材料也可应对多年后当事人‘翻案’、‘上访’、‘追责’。”

阿青这番话，令我想起一个案例：一线工作23年、警界大名鼎鼎的“六哥”，在2021年的时候接到督导组通知，有人举报他2012年的案子“压案不查”。面对调查，经验丰富、带出无数徒弟的“六哥”很快翻出了存在单位里、备份留存的十块硬盘，并找到了当年此案12.4G的资料。举报人态度大变，连连表示是误会、甚至对警方当年办案表示了感激。

一位督察解释：“对方拿不出证据，此类投诉调了卷宗、问了民警后，只要执法规范中该有的有，督查也不会为难民警。在个别地区，公检法还会设立安慰奖，安慰被诬告诋毁的警员。这个案例，虽是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但备份存档争议事件和快速回应舆情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