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无法抵达的军事禁区，对于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寻亲的终点。且以旁观者来看，为此忙碌半生、头发花白的康明，为父亲和十九团的烈士们已做得足够多。

早在几十年前，康明便开始寻找十九团英烈的后人们。

1970年，康明找到了政委孙泽东的儿子孙群凯。得知孙凯群快结婚了但生活窘迫，他执意留下了20元份子钱。康明自己并不富裕，20元是他半个月的工资，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孙群凯，但他说像是找到了亲兄弟。后来，花了很长时间，跑遍五湖四海，康明又找到了20多位1军烈士后代。“葬在152号墓地的团级干部有11人，只有实习副团长王德勇还没找到亲人，王叔叔是陕西商洛人。”

康明与他们长期保持着联系，成都的王援朝是其中之一。王援朝是1军七师五位同志共同的孩子。他是七师后勤部长杜耀亭和吕瑞清的亲骨肉，是与团长康致中牺牲在一起的王波烈士的养子。养父与生父相继牺牲后，王援朝被解放战争特等功臣王福寿和王波烈士的遗孀黄彦亭抚养长大。

杜耀亭的妻子吕瑞清，可能是七师中唯一去过丈夫墓地的烈属。

杜耀亭牺牲前，吕瑞清刚收到丈夫告知准备回国的来信。可吕瑞清没能等回丈夫——杜耀亭牺牲在了“7·27”停战协议生效当天下午六点多，他和师后勤部政委王启光以及协理员郝午，遭到了美军报复性倾泻的炸弹袭击。

吕瑞清一向豪爽洒脱、明理挚善，是军中女眷们的好大姐，照顾过很多烈士的孩子和遗孀。吕瑞清死活不信杜耀亭不在了，陷入巨大悲痛的她很快形销骨立。1953年底，军部特批她前往朝鲜。

那一天，战士们给她刨开杜耀亭的墓，棺中没有遗体。据当年执行安葬任务的牛经堂回忆：“从十九团坑道挖出的六名团级干部，尸体已腐，遗体用被子和毛毯紧紧裹着，原想为烈士洗个身，让他们干干净净而去。但遗骸腐烂严重，只能用湿毛巾简单擦一下，新军装也无法替换，只好盖在他们身上。康团长和孙政委都新婚不久，就将他们入朝时妻子缝制的红缎子被子作为陪葬物品......一天，偶然发现杜部长的一条腿悬挂在一颗大树上，随即又挖开他的墓穴放了进去。”

王援朝告诉我：“母亲说，棺中只剩一汪浑水。她猛地跳了进去，发现浑水上飘着黏稠轻软的东西。”吕瑞清仔细查看，忽然安静了下来，而后又哭到瘫软——那是丈夫赴朝前，她亲手织的鹅毛被。

吕瑞清坐在丈夫杜耀亭烈士的墓前

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是一个个最可爱的人鲜活生动的曾经。康明说：“共同的经历、相似的生活际遇，让我们很亲近，大家都对那段历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康明告诉我，由于记录错误、战争损毁、区域变迁等，跨国寻亲对于大多数烈属来说，太过艰难。漫漫寻亲路上，有些烈属满头白发，在朝韩的陵园里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认真比对一个个墓碑；有些烈属不仅去陵园，还会准备好礼品，恳请本地人带他前往战场遗迹；有些烈属很幸运，找到了父亲的墓碑，在墓前哭得像个孩子，也有一些满怀希望而来，几番搜寻却找不到任何线索，悲痛得捶胸顿足。

康明无法到父亲坟前祭拜，便尽己所能地帮别人圆梦。为此，他不惜代价的购买着各种旧地图旧档案，其中不乏朝鲜半岛日据时期地图和朝鲜半岛比例尺五万分之一等珍贵地图。带着地图，康明还会亲自前往比对。“不亲自去调查，我不放心。比如，李承晚在华川亲笔题字的‘破虏湖’刻碑，说明牌上竟把志愿军15军、20军写成了10军、25军。李承晚亲自参与的纪念碑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下面人编撰的资料了。”从华川回西安后，康明认真比对军史战史、英名录英烈网资料和各国地图，逐一梳理核查，一一附上烈士部队番号、职别、籍贯。“这份名单肯定不全，遗漏的我核实后会再补上。今后，若有华川湖水库挖掘的烈士遗骸归国，这份名单如果能够为DNA基因检测对比和缩小寻亲范围提供帮助，我深感欣慰。”

他还购买和珍藏着大量的书信。“美韩占领阵地时，收缴了大量志愿军家信和战地入团申请书，他们希望从中窥探情报。”康明一封封认真地看、精心整理家信中战士们的曾经。“你要是看了，也能深刻明白为什么志愿军能打胜仗！何谓‘钢少气多’！”

多年的刻苦专研、实地探访，使得康明能准确地为烈属寻亲锁定范围、提供方向。这花费了他大半积蓄，有些人知晓他的状况，难免唏嘘。对此，他说:“退休之后，别无他念。我有退休金，不追求车子房子、吃好穿好，其实也就没什么负担。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到父辈的牺牲地、安葬地陪陪他们，或多帮几位烈士找到亲人，这很有意义。”

这些年，康明一次次前往朝韩两国，他曾在平康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隔着铁丝网遥寄哀思，也曾在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最近的地段——韩国涟川台风展望台，久久凝视父亲牺牲的山头。渐渐的，有一些烈属开始和康明一起，前往长津湖、黄草岭、平康、巨济岛战俘营、坡州墓地等地，将那些刻在墓碑上的烈士名录拍下来、一一整理，帮助越来越多的英烈回家。

2019年，康明为一名烈属找到了他父亲的牺牲地韩国松谷台山，他从青松树下抔回了一盒黄土，准备带回国送给那名烈属。可是在机场过安检时被安检人员拦下。康明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这是什么？

土。

哪里的土？

春川那边。

为什么带土？

这就说来话长了。

讲吧。

康明用韩语认真回答:“ 我，阿伯吉，中国军人……”还没有说完，安检员转身走掉了，康明一愣，随即明白，安检员是在暗示自己什么都没有看见，同意了放行。回国后，康明亲自把这一盒黄土送到了那位已等了亲人几十年、如今身患绝症的烈属手中。

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今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康明刚从韩国回到西安，这已是今年他第二次前往韩国。康明对我说：“后面我还会去，39军117师的一位烈属拜托我一起寻亲。我还有个目的地是龙头里鹤釜山战俘营旧址，牺牲在战俘营的180师刘瑶琥代团长和保卫科长燕宏义，可能也有线索了。”

他早已不仅仅是在寻找父亲，而是在寻找整个父辈。

蓝田里西侧的山坡上，康明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带着20军58师172团政治委员李树人烈士亲属寻找烈士的埋骨地（2019年）

2014年，首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时，康明不远万里赶到沈阳，亲自迎接叶落归根的英魂们。“原本，父亲是应该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我到陵园去，接送一下父亲的战友。”之后，康明把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全部捐赠给了陵园。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国家烈士陵园是永久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才应该是它们的归宿。”康明说，“我希望人们看到回国志愿军烈士遗物时，能想起那一代人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奉献和牺牲。铭记，是对英雄最好的悼念。”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