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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警械差异如何，全国各地，执法武力的使用都极为克制。

最主要的原因是“符合国情”。中国治安良好，派出所处理的大多数矛盾冲突发生在民事环境之中，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情境中，暴露器械反而容易激化矛盾。“中国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武力使用必须高度克制，警械使用也十分规范严谨。毕竟中国警察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不是像美国警察与人民‘打’成一片。”

但治安良好并不意味着突发情况甚至暴力抗法不会发生。社会转型期，部分民众法制意识淡薄但权利意识膨胀，发生纠纷时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当意图不能满足时，往往将矛头直指办案民警，将民间纠纷上升为警民冲突。还有部分当事人为了躲避法律制裁，干扰、抗拒警察执法甚至袭警。

网络时代，各种声音的高度关注也对一线执法造成影响，处突舆情中，既有民众认为不使用警械“专业性不够”、“缺乏威严”；也有民众认为使用警械“执法有瑕疵”、“不够温情”。甚至在警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既有“怒其不争”的声音责问“怂警”，也有声音道出无奈“哪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公安部对于警察武力使用原则，虽严谨但并不苛刻。严谨在于：能口头制服的绝不用警械,能用警械制服的绝不用戒具,能用戒具制服的就不用武器。不苛刻是指警务人员可按“危险加一”（《规程》第五、九条）和“武力升级”原则（《规程》十四条，《警察法》第二条、第三条），使用警用催泪喷雾、收缩警棍、手铐等。

简单来说，如果执法对象出现对抗行为，警械和武力的使用必须遵从升级原则，比如：对方辱骂虽不能还口，但对方辱骂吐口水，可以进行口头警告；对方动拳头，警察就可以以制服为目的地使用武力或警棍了，使用过程中要避免击打动作，多用拉肘别臂、折手腕等相对安全的反关节动作；对方刀械攻击，原则上就该掏枪了——总而言之，警察武力不能失控，且处于压制执法对象一个级别的状况。

犯罪嫌疑人身上有刀，民警及时发现并踢开

但从各地受访者反映的警械配置与使用上来看，目前警械使用确实存在短板。

首先，公安机关基层人员普遍工作繁重，部分年龄较大，民警缺乏培训，技战术水平和战术素养参差不齐。

其次，目前《刑法》虽将暴力袭警单独入刑（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但司法实践对袭警的认定，一般要“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法规，虽允许警察在自卫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但规定过于笼统，缺乏与实战相结合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可谓“限制有余、保护不足”，无形中助长了抗法人员的嚣张气焰。

对此，不少学者提出，在处置突发对抗事件时，警察应享有“被允许的危险”作为免责事由。但什么是“被允许”什么是“过当”很难分清。在没有明晰“执法正当防卫”以及民间存在大量争议的情形下，同一件诉讼案件因“天时地利人和”不同，从而产生轻重不一的结果。如此，突发性对抗中，民警对自己动武后果猜疑不定：防卫权行使过头，有滥用武力之嫌，行使不足也有渎职风险，两种情况皆有大量案例佐证。退一步说，民警即使做到了充分注意，也没办法完全避免人员在混乱对抗现场中伤亡。例如，老关若没及时“空手夺白刃”，KTV里的醉酒持刀者可能将自己误伤，而醉酒者自伤，涉案警员也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第三，不实控诉及舆情之忧。案件中对警方的造谣抹黑已非新鲜事，不实控诉的主要原因，多为逃避法律处罚、心态不正为泄私愤的恶意投诉，有的甚至是博眼球的“恶作剧”。其中，一个精心设计、意图利用网络舆论严重侵犯执法权威的案例，给世人以警醒，有必要单独提一提。

2022年4月，报警人王某称，目睹一货车司机在路上正常送货，被警察截停殴打、索要钱财。警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见一箱式货车横停在路上，地上散落大量百元现金，何某、金某两名男子已被两名涉案警员控制。现场吸引了不少围观群众，其中三名“路人”作证“警察抢劫”、“暴力执法”，何某称民警损毁了其价值二十多万的名贵手表。

案发后，何某家属不断上访、发声讨要说法。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高度重视，调查涉案多方过往经历，通过现场影像、电子通讯、行车轨迹、货运App平台等数据，真相得以浮出水面。

原来，何某曾因盗采原油、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处罚。为打击报复，何某一方面策反了警方线人李某，又通过李某给线人赵某传递假消息，吸引警察介入；另一方面，何某等人在货运平台提交黄纸订单并提前找到接单司机金某，让金某驾车以正常货物路过设伏区域。

于是，民警接到线人线索，得知何某“涉嫌偷运原油”的时间路线。民警在截停货车表明身份时，何某金某相继跳车、分头逃窜，并拿出大量百元现金抛向空中。民警制服两人的过程中，两人激烈反抗，叫嚷“警察抢劫”。同时，与何某串通好的袁某三人拍照录像、大声起哄，吸引群众围观、意图扩散负面影响。

查清事实后，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向两位涉事民警出具了《维护民警执法权威澄清正名通知书》，并将案件信息对外公开，正本清源，很快平息了谣言。何某等人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此，一位民警告诉我：“这个事情没有引发大量舆情，第一是当地公安机关反应快、处理妥当，第二是近几年网民也踩过不少坑，轻易不再相信小作文或者短视频，绝大多数民众对涉警舆情是理性客观的。”

此类严重的案情必然受到高度重视，而程度较轻的袭警事件或不实控诉，大多数受访者们表示并不主动维权。与小R类似，阿岚也曾被暴力抗法者掌掴。“把他带到所里，告知他袭警的后果，他又求爹爹拜奶奶地卖惨，哭诉不是有意扇我耳光，是激动时手不小心凑到了我脸上。”因种种原因，阿岚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没有维权的警员理由高度一致：首先，伤害警民感情。“绝大多数民众是明事理的，没必要盯着极少数不讲道理的较真，加重民间误解和怨念”、“对于民众来说，警察个体也象征着团队且是公权力的代表，警察主动退一步更利于大局”；其次，一线更关注手上的案件侦办警情处理，部分地区还被无效警情和文山会海严重牵制了精力，“程度较轻的事件没精力处理，团队或领导安抚一下就好了”；第三是警务督察里，专职维权岗位很少，若事事较真则正常工作无法推进；第四是袭警罪属于新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和实践太少，检察院法院拿着也不好处理。”

与阿岚等人不同，沿海发达地区的阿乐表示：江浙沪地区，虽更“卷”执法武力的使用规范和细节，但对于袭警辱者也绝不轻纵。阿乐还补充，沿海警力较充沛，城市警务政务有效分离，无效警情及民间纠纷大多由政务中心或调解机构处理。因此，他们处警时，难以体会到内陆同行的糟心甚至无可奈何。

例如，去年阿乐仅使用过一次警械。那是送醉酒闹事者回所里醒酒，遭到醉酒者的辱骂及反抗。阿乐口头警告后，对其使用辣椒水，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个事情，在阿乐及所领导心中仅是一个小插曲。

另一地区的小元则百思不得其解。“辣椒水喷了个路边持刀扬言要砍人的，被人拍了视频在朋友圈传播，领导看到了喊写详细的情况说明，让我反思处置是否妥当、有没有瑕疵。”一位年轻民警说，“这一点我总觉得怪怪的——警校战训和一线实战脱节。比如警校战训里对方袭警我可以把他拿下，但一线处警，很多时候对方拳头已经招呼过来了，作为警察还得边躲边多次警告‘我要使用辣椒水了’，还得同时招呼无关人士闪避。”

对上述区别，一位优秀所长告诉我：“按法规来说当然是警告一次就可以喷，但辣椒水属于范围攻击，最好多次警告再使用。”他补充道，“不仅是告知抗法者，也是说给围观群众和执法记忆仪听，毕竟也有喷到围观路人，路人闹到党委政府要赔偿的案例。”

听起来啼笑皆非，有时就是这样。各地经济发展、治安状况、警务政务分离情况不同，甚至主管领导性格不一，同一类警情涉案人员脾性不一，造就了部分基层“每一次处警，可能都是一次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