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中国“竞争第一，合作第二”

“理性派”意识到与中国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方位、全领域、综合性，甚至不乏对抗性，但又不简单地与中国对抗，还需要合作，从而提出“管理竞争”或“巧竞争”战略，强调既不轻视中国的挑战与威胁，又不把中国简单地作为敌人；既要在力量消长中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又不忽视与中国的合作，防止出现完全敌对的美中关系，因此提出“竞争第一，合作第二”。¹⁶

需要竞争的领域前已叙述，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包括：全球经济稳定、反恐、气候变化、流行病、海上航行安全、核不扩散、地区安全与维和、禁毒与走私、移民管理以及其他跨国问题上的合作。此外，中美之间还存在互利共赢的相互依赖领域：商业、学生、游客、旅游、移民、电信、技术和一些安全领域。

针对“脱钩派”的政策，“理性派”认为在先进技术、保护美国比较优势和国家安全领域与中国脱钩是必要的，但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战略竞争不同于冷战，需要对两国关系中的摩擦有更高的容忍度。¹⁷他们主张管理好战略竞争，分门别类地制定竞争与合作的政策、确定竞争的强度与边界，持续资源投入，特别要避免歧视华人和中国学生、关闭投资和交通大门，防止完全敌对关系的出现。

四、与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

中国的崛起超出了美国的想象和控制。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北京将拥有创新优势，有能力转移互联网流量或切断美国的通信中枢，将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影响。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实体清单”来打压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企业，动员一切力量来抵制华为5G技术在各国的应用，代价巨大，也未必能完全奏效。“理性派”提出的建议是与中国竞争、争夺与合作：

1. 与中国竞争。防止外国投资、并购、合资和伙伴关系导致知识产权外泄；惩罚特定的中国公司或行业部门采取的强制技术转让、经济间谍和市场保护主义；与意识形态相近国家采取共同防御行动；对中国运用信息技术侵犯人权进行制裁。

2. 与中国争夺。在经济外交领域，美国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和韩国建立“技术十国”机制，共享信息，在出口控制、投资限制和网络安全方面协商一致，针对威慑性的政策工具、供应链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和许可形成共同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的安全使用；政府致力于对科学技术进行世代性的国家投资；改善STEM教育体系，对国家的技术人才基础进行世代性投资；招募STEM人才进入政府，提高决策者的技术决策能力；吸引并留住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加强有关资助与合作的资源、机会的信息共享渠道。

3. 与中国合作。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继续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接受符合美国规范的中国私人资本投资，继续与中国接触以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包括分享非关键技术。

4. 重新投资美国自身在创新方面的竞争和领导能力，包括人才发展和联邦研发，加强全球联盟。通过领导规范、规则和制度来管理技术创新，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¹⁸

目前独缺美国的CPTPP 图自CGTN

五、在外交领域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针对中国实施多维度多途径的外交，加强基于相同价值观国家之间对中国立场的协调，如已在日本-欧盟-美国之间进行“关于非市场经济做法和世贸组织改革”的三边协商；尝试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协调关系针对新兴和先进技术寻求共同应对方法，如以“法德英+欧盟+美国”为框架，再争取加拿大、荷兰或澳大利亚等其他盟友，形成共同策略，限制中国通过单独谈判实行各个击破；提出WTO的改革框架；美国尽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增强与该组织成员之间的贸易前景与外交互动；对“一带一路”做出适当回应；评估中国在欧洲提出的“17+1”倡议，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抗衡措施。在已有的双边联盟、“五眼联盟”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国家，多途径、多维度地实行有关中国的信息共享。

印太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主要环境，也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地区。这是一个拥有30多亿人口、各国政治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地缘战略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与结构都各不相同的多元化地区。亚洲国家不希望被中国主导，美国仍是力量平衡的关键因素。美国在亚洲已不再拥有战略上的主导地位，但仍有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阻止中国建立一个封闭的地区势力范围，维护各国的行动自由、全球公域的开放、信息自由流动和国家间的合作，维护一个开放的亚洲。¹⁹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美国在全球或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不愿意在美中之间选边，亚洲国家总希望能有机会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²⁰，与他们的合作必须注意在价值观与尊重其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²¹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确保亚洲开放，确保中国无法建立一个封闭的地区势力范围。这就要求美国始终把亚洲作为主要的外交政策舞台，在该地区配置大量军事资源，制定可行的岛链防御战略，提高美国机构内部以及与外国伙伴之间的协调，更好地应对非常规威胁，但不以对称方式来回应中国的行动，避免做了过头事而使自己疲惫不堪或牺牲其他的外交政策工具。²²

六、怎样应对美国的战略竞争？

为与中国战略竞争，美国的“脱钩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惜抛弃全球体系与中国对抗，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现有国际体系下的霸权自信。“脱钩派”虽不缺国内政治上的支持，但其推行的政策无法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广泛的利益基础，故难以持久。只要对美国的反华政策建立底线思维，与“脱钩派”打交道并不可怕。

相比之下，“理性派”更注重美中之间战略资源上优劣势的对比，在战略和策略上更有韧性和弹性，更注重美国国内建设，注重与盟友的团结，并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对抗的同时，也不排斥合作，又有着和中国作长期战略竞争的思想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反而使我们不能掉以任何轻心。

世界进入一个以争夺基础科学与尖端核心技术制高点的时代；一个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又急剧制造分化的时代；一个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较量中短兵相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一个国家治理与发展无法分割的时代；一个对抗、竞争、合作并存的时代。在这场战略竞争中，我们既有自己的优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短板与弱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中美之间一场不同于任何历史经验的较量。能否在这场较量中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对手，正确地认识国际环境，不畏强权，不过高地估计自己，妥善地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内化为世界观与时代观，转化为对外的软实力和可行的政策，是21世纪中国的一场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