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水利部门的统计，在1958年堵塞调弦口之后，洞庭湖平均每年入湖泥沙量约为1.32亿立方米，其中来自长江的三口贡献了1.09亿立方米，占比八成以上。作为洞庭湖最主要的输出口，城陵矶平均每年输出的泥沙量仅为0.3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约有七成以上的淤积在了洞庭湖区。

在短时间里，洪水和泥沙的涌入冲毁了圩田，拓展了湖区的面积。但在持续不断地淤积之后，原本淹没在水下的三角洲越积越高，洞庭湖的面积也在短暂扩大之后迅速减小。至20世纪初，曾经方圆数百里的西洞庭已经大半淤塞，事实上不复存在。伴随着长江水流与泥沙的汇入，洞庭湖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可谓经历了奇幻的轮回。

人与水的协调

如今谈论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破坏作用往往尤受关注，洞庭湖亦是如此。面对百年来湖面缩小、湖区淤塞的状况，围湖屯垦、破坏植被等人类活动常被视为重要原因。但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改造环境与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往往并行存在，人与水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而多样的。

在洞庭湖地区，最为频繁且最受关注的人类活动莫过于开垦湖区。自唐代以来，当地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开垦，有学者统计，仅武陵一个县，唐代就围垦四十余万亩土地。这么多土地不可能都来自湖面，但在人口南迁、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洞庭湖区的农业生产显然正在走向高潮。按照宋人的记载，北宋时期洞庭湖周边的不少地方还是荒凉之地，而到了南宋淳熙年间，已是“桑麻蔽野”。由于大规模筑垸围田，官府已经无法按照田亩数量征税，只能寻找临时解决办法。

这种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不完全是民间行动，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南宋设立了营田大使，任务之一就是推进湖区的农垦。清朝康熙、雍正两位君主专门关注湖区堤垸，并拨付了巨款资助修堤。为了促进围垦，清朝还制定了奖惩政策，湖区州县每年新垦土地百顷以上，地方官可以得到叙升。为了达成这项KPI，有的地方官干脆把任务摊派到户，即所谓的“责民认垦”。在鼓励、督促，乃至是强制手段下，屯垦浪潮可想而知。以当时位于洞庭湖西南的安阳县为例，乾隆末年登记在册的官垸、民垸就有六十余处，几乎达到了“无土不辟”的地步。

有趣的是，尽管明清时期的围湖屯垦到达了新高峰，但若以道光年间洞庭湖面积最大的统计来看，湖面的盈缩与屯垦的扩张竟然达成了某种一致。一方面，这可能缘于前工业化时代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上文提到的长江的影响。而在长江的影响过程中，人为因素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沅江市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集中拆除专项整治行动施工现场

洞庭湖的盈缩与来自长江的水、沙密切相关，江水的流向与穴口有着直接的关联。在魏晋时期，荆江南北两岸都有不少可供洪水宣泄的穴口，北岸数量可能还要多于南岸。但自唐宋以来，随着江汉平原的大规模开发，北岸的大量穴口被堵塞。到了万历八年，明朝调集人力，堵塞了江北最后的穴口：庞公渡。尽管天启二年这里又被洪水重开，但在顺治年间，又再度被封堵。

随着江北穴口的堵塞，荆江洪水只留下了南岸的分流通道，流入洞庭湖成为了必然。在很多当时人看来，江水入湖既减轻了北岸的压力，又为湖区带来了可供圩田的泥沙，可谓双赢。但这也导致洞庭湖区的淤塞愈发严重，即便湖区面积有所扩大，实际的容积却未必能够增加，使得洞庭湖区洪涝灾害频发。

面对由此衍生的问题，人们始终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乾隆中叶，湖广总督陈宏谋认为百姓私自修筑的垸田堵塞了水道，在请示朝廷后，他下令刨毁私围六十余处，期望以此解决泄洪问题。到了嘉庆年间，湖南巡抚马慧裕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而且拆毁数量更多。

长江与洞庭湖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清朝初年，倡导经世致用的顾炎武就撰写了《开穴口总考略》，提出在荆江北岸重开穴口，通过南北同时分洪缓解洞庭湖的洪灾。晚清藕池崩决后，洞庭湖区的灾害更为严重，终于在官方层面出现了修筑荆江南岸堤坝、堵塞藕池口的建议。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此后，湖南官员又多次上书，提出了诸如封堵决口、疏通河道，甚至拓宽长江干流的想法。但在清末的时局下，这些意见只能是“空言号召，历年无功”。

民国时期，洞庭湖的灾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为此，湖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多次进行过研究。特别是从1935年起，长江水利工程总局着手拟定洞庭湖整理计划，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完成了《整理洞庭湖工程计划书》。这份内容丰富的计划书是否合理，暂且不谈，但实际效果显然趋近于零。

1948年，洞庭湖区遭遇重大洪灾，国民政府方面虽然拿出了疏浚计划，还成立了中美联合的复兴委员会，甚至与湖南省府签订了协议，但最终只是在年末拟定下拨金圆券2.5万元，用于抢修堤坝。即便这笔款项能够分毫不少地下拨到地方，等行政院走完层层审批，金圆券到达湖南的时候，只怕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谓的洞庭湖区水利工程，都只停留在想象层面。

在如今的网络上，常有人主张扩大洞庭湖的面积，认为只要恢复洞庭湖鼎盛样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是从洞庭湖的演变过程来看，还是考虑湖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机械的复古提议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然环境的变迁存在着复杂的运作机理，其中又牵动着广泛的利弊取舍，唯有尊重现实、尊重科学，才有可能找到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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