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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集团事件的本质
导读在12月19日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发表了题为《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集团事件的本质》的演讲,演讲内容已经在观察者网发表。本文为作者对上述内容的进一步审定,将刊载《政治经济学报》第20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敬请关注。
【文/ 赵燕菁】
一、围绕数据平台企业的争议
数据平台企业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超高的估值。以香港股市为例,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简称P/E或PER)为18,如以传统金融业务为主的金控集团中信股份的P/E为4.2,招商局集团的P/E为3.8。资讯科技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为24.8,其中阿里的P/E为33.7,腾讯的P/E为51.8,而蚂蚁集团的预计发行价格为68.8元/股,对应的动态市盈率高达96.48!即使根据原计划的发行价和2020年6月30日前12个月的每股收益测算,蚂蚁集团的市盈率也高达43倍。
实际上,不仅蚂蚁集团,世界上与之类似的数字金融公司,也都具有超高的市场估值。比如,MasterCard的市盈率为43,Visa为52,Paypal为85,Square为227;保险科技类公司,如SelectQuote,其市盈率为39。理财科技类公司,普信的市盈率为34,东方财富为53。微贷科技类公司,以消费者信用评级公司作为标杆,其中TransUnion的市盈率为47,益白利为49,艾可菲为38,费哲金服高达71,此类企业的平均市盈率约为52。
对于这些基于数据平台企业的超高估值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集团之所以估值这么高,不是因为它的业务多好,而是因为它借道“科技公司”逃避金融监管。传统的金融公司,都要接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可是蚂蚁集团通过将自己“包装”成科技公司绕过了监管,把风险转嫁给传统金融公司。一旦蚂蚁金融出现金融风险而国家出手救助,就意味着让全体居民一起帮其分担和承受风险损失。
另一种观点认为,蚂蚁集团的技术优势来自于垄断。不是其他企业做不了,而是因为数据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跨界“剿灭”了其它商业模式和竞争对手。垄断的定价权,带给平台企业不公平的利益。
在本文看来,这两方面的批评都是基于过时的经济学框架。
来看第一种观点,为什么蚂蚁集团可以不受巴塞尔协议的限制?不是因为它将自己包装成“科技公司”,而在于蚂蚁集团和传统金融企业的风控能力完全不同。在传统金融下,由于银行对小额贷款进行风险评估的成本很高,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金融系统响应。高利贷是这类企业的无奈选择。平台企业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实现了低成本风险控制——通过将小微企业的信用“提纯”,给以前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的中小企业征信。尽管蚂蚁集团的贷款规模巨大,但相对于传统的金融公司,它的坏账率反而更低。面对技术的变迁,用马车时代的交通规则监管汽车时代的交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企业群落”及其结构
对蚂蚁集团的高估值批评的第二个理由——垄断,主要是基于对平台企业性质的错误理解。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的,但现实中,企业是有结构的——它是一组由平台企业和依附其上的普通企业共同构成的企业“群落”。普通企业从事私人产品生产,平台企业为这些普通企业提供服务。这两类企业在不同的“维度”上分别参与不同市场竞争。
为什么企业内部会存在不同“维度”?这是因为随着分工深化和市场规模扩张,普通企业逐渐衍生出对一些共同的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比如,所有企业都需要电力,但如果让每个企业都自己挖煤、运输、发电和送电……,世界上就不会有几个企业了。家庭可以视为从事人口再生产的小微企业,对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有获取教育的需求,但如果让每个家庭都自己去建一所学校,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几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时社会分工就会在企业群落中演化出一类新的经济组织——平台企业——专门为普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统一建设电厂,普通企业只要安装一个“插座”;统一建设学校,家庭将孩子送去读书。类似的还有道路、机场、港口等都是依循相同的逻辑由平台企业提供的。平台企业的出现使原本需要重资产运行的普通企业得以轻资产运行——不需要自己发电、自己打井、自己修路……,这些重资产都由平台企业统一提供。
理解了企业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描述企业间的竞争。表面上看市场竞争发生在普通企业之间,但其背后却是依托不同平台的“企业群落”之间的竞争。由于平台企业的重资产可以显著降低每个搭载其上的普通企业的固定成本,是否有平台依托以及平台效率的高低,都将会极大地影响不同“企业群落”间普通企业的竞争。一旦一个企业群落的平台企业被另一个企业群落的平台企业击垮,所有依附于这个平台企业的普通企业都可能被击垮。
图1 平台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盈利所需的固定成本
平台企业重资产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依靠巨大的规模才能分摊固定成本。而平台的固定成本越低,普通企业的负担就越小。因此,通过反垄断进行拆分会导致平台企业的规模变小,反而导致所有普通企业成本的上升。按照这个定义,政府的本质就是一个平台企业,其通过空间收费(即税收),为所有依附于其上的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经济学拼命抹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却找不到一个经济体能在“无为”政府治下获得成功。当数据平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像政府一样具有平台性质,规模经济决定了这类公司也一定需要垄断。
正确“反垄断”绝不应当是缩小平台企业的规模,更不是降低平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而是限制平台企业“降维”进入普通企业的业务。如果将足球职业联赛视为一个平台,那么作为联赛的组织者的足协,就不能自己也办一个足球俱乐部,否则其他俱乐部就无法与足协的球队竞争。同样的道理,一旦提供路网的平台企业自己也开始生产汽车,提供电网的平台企业也自己发电、提供通讯服务的平台也自己生产手机,其他普通企业就无法公平竞争。按照这个推论,无论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多高,都不构成将其拆分的理由。正确反垄断应当拆分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office。因为这种捆绑很容易被用来打击office 的竞争软件(比如WPS)。现实中,谷歌就是通过剥夺华为手机接入安卓平台来打击华为的终端业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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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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