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对于未来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这一轮“大修”提出了多个层面的指导和要求。其中一项是针对教育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作出规定。这项内容似乎是女性权益保护方面的“老大难问题”了。未来在实践中，又该如何落实到位？

张玉霞：在职场中，从求职开始，女性就会经常被问到：“有没有结婚打算”、“有没有二胎打算”等涉及婚育的问题。

其实在2019年2月21日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中就要求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但是实践中，求职女性依然屡屡面临上述涉及婚育的提问。

本次《妇女权益保障法》详细规定了：

第43条：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男性优先；

（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

（五）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

第49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

第83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这些条款的落地还需要层层递进地去执行相关规定，对公众开展宣传，相关部门还应尽到监察职责，并对违法单位严格依法处理。

观察者网：这次“大修”还提到，对离婚时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增加规定。这会对当下的法律实践带来哪些影响？

张玉霞：这条在2020年1月实施的《民法典》中其实已有规定，也已有判例。

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这条规定的增加，也是再一次认可在了婚姻中对家庭贡献不应仅限于经济，还应包括“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

实践中，如果一方要主张家务补偿的，还需根据举证规则，证明自己存在较多的家务付出。当然，这在实践中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过于锱铢必较的婚姻会充满猜疑很难维系，但过于放飞的婚姻又会让默默付出的一方最终感觉人财两空。

由于家务劳动大多是家庭内部事宜，很难提供书证、物证等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在实践中，一般通过共同居住生活的家庭成员的证人证言、邻居等他人的证人证言、聊天记录、医疗单据等证明照料老人、抚育孩子的事实，法院对于这些事实的认定也较多基于当事人的初步举证。

也建议在实践中，对于家务劳动补充的金额可以酌情提高。

边带娃边送外卖的骑手妈妈，引发各界关注。

观察者网：不久前，一则21岁单亲妈妈送外卖的新闻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关注。看到这位妈妈的困境后，当地妇联也表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她。一些网友也提出：“希望妇联可以更加主动作为，及时发现这类弱势群体并给予帮助！”我们也能看到，每当有一些侵害妇女权益的事件被爆出后，舆论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质疑当地妇联是否尽职尽责工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未来该如何更进一步贯彻草案精神，夯实妇联基层组织、推进妇女儿童维权关爱工作？

张玉霞：妇联本身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它们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为基本职能的人民团体。而在很多涉及妇女权益问题的立法方面，比如“夫妻共同财产共债共签”、“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等等各类促进推动妇女权益保障的立法中，妇联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的建议是：

1、完善维权体系，加强与民政、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合作机制，针对婚姻家庭问题为相关部分提供辅助支持，为妇女儿童提供辅导帮助；

2、加强专业培训，定期进行婚姻家庭矛盾化解工作的培训，提高基层妇联干部及相关人员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的能力；

3、排查化解家庭纠纷，加强预防工作，深入社区走访、摸排，对于存在风险隐患的家庭及时进行疏导、调解；

4、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针对《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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