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基因技术突飞猛进，1996年7月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给中国生命科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过去关于生化武器的历史表明，一旦生化技术产品可以大规模生产，往往会用于战争。因此解放军中的专家学者，出于使命感，不可能不对基因武器进行分析研究，而且不可避免地高估了基因武器的可行性。

克隆羊多莉的诞生震撼了世界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多国明确表示已经开展基因武器的前期研究，而且基因武器很难被证实（即使现在也是如此），靶向性强，可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基因研究方面基础差，在“国际合作”中，可能导致基因库外流严重。

这些现实决定了，如果当时有成熟的基因武器，中国将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和所有生化武器一样，基因武器将对战争潜力和后勤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力度要大得多。因为主力装备普遍能做到三防，前线官兵也可以穿戴防护设备，但是后方的生产和运输部门乃至普通老百姓很难有条件做到高水平防护。

济南军区联勤部卫生部卫生防疫处的朱彪和黄尉初认为基因武器是“富国的省钱武器、穷国的原子弹”。对战争发起方，基因武器重量轻、威力大，“使得军事后勤保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承受战争的一方，“未来战争主动权的竞争将直接转变为基因武器主动权和军事后勤保障的竞争”。

仅仅是一个新冠，就已经影响了中国上亿人的生活生产，并打击了工业生产能力。可想而知，如果是靶向性的基因武器，并用战争手段投放，产生的影响将会多么巨大。

目前制造针对某国人，或者某个人种的基因武器，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体现出一定的靶向性并不难，加上基因武器使用后难寻铁证，就为“阴谋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例如自媒体“新青年1919”认为，上海此轮疫情85%的感染者都在60岁以下，甚至于50岁以下的也达到65%，似乎集中于劳动力群体。至少在中国，新冠绝不是什么老年病，因此中国绝对不能放开防控。

自媒体新青年1919制作的感染者年龄分布图

香港和上海感染者的年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这类“阴谋论”再次如影随形。笔者反对“阴谋论”者以不多的资料和数据，故意忽略社会其他方面的差异，就得出如此重大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对生化战剂“特定效果”的追求，始终存在。

抗日战争期间，丧心病狂的日本731部队在华进行了细菌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效果。731部队试图寻找一种“效果更好”的细菌战剂，它们最后瞄上了美国的黄热病毒毒株。由于美国已经注意到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最终日军的骗和偷均未奏效。

假如日军搞到了黄热病毒，并做成生物战剂投放，可想而知，防疫严格且处于北方的日占区和解放区，可能影响还可以控制。而管理混乱、草菅人命的国统区，这种通过蚊虫传播的病毒，不知将会对工业生产和军队造成怎样的破坏。

学术界为何冷谈？

关于防范基因武器的中文研究，在2003年附近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后来又逐渐回落，但总体上很不够。正像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和基因武器的现实威胁，催生了防范基因武器的研究一样，这个研究增长同样有着时代背景。

1996年-至今中国核心科技期刊主题为基因战争的论文发表

2002年广东首先发现了非典疫情，到2003年中期疫情才得以控制。总结盘点感染病例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亚裔的感染比例和易感性尤其偏高。例如美国的亚裔比例很低，当时更低，但是感染者一半是亚裔，基因武器的“阴谋论”就是在此时走向大众的。

然而非典控制住了，此后很多年也没有出现只有某个人种明显易感的传染病，同时中国的基因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国际主流的两个观点被中国科学家广泛接受。一是针对某个种族的基因武器研发困难，尤其是现在人口跨洲际交流愈发频繁的情况下。二是基因武器的危害性目前和天然病毒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很难做到提升传染性的同时提高致命性。

学术界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基于两个假设。今天的科学研究，尤其是重大应用研究早已不再是单兵作战，需要科研工作者广泛参与。因此任何一国，均无法仅靠笼络几个骨干科学家就造出武器级的基因武器，尤其是这种武器还有一些关键技术需要解决的情况下。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表面上都放弃了基因武器研究，生化武器研究的项目也大为减少。

除了普遍参与，科学界还很相信众多科学家的学术伦理，他们不相信参与这些项目的科学家都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政客的肮脏阴谋即可大白于天下。

因此2021年由湖南三高校学者发表的关于基因武器的研究中，肯定基因武器存在巨大破坏性，“如美国所研制的一种名为‘热毒素’的超级基因武器，仅需20g就可使全球60亿人死于非命”。同时对于防范措施，却只是科学家们将守住“伦理底线”、“善恶界限”和维护“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