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多数讨论，针对的都是人机关系。但是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司法领域，至少就当下而言，人工智能技术扮演的主要角色，依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就是制度关系的一种中介。无论在弱智能还是强智能水平上，所谓的机器人法官都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法官。但是，它又会真真切切地挤压人类法官的工作空间，并且对法官工作加以高强度、全方面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归根结底，依然是来自于人的控制，依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控制。如果我们把这种控制关系理解为人机关系，那么也就可能像卢德运动中的那些工人一样，把错误的对象当做假想敌。

技术本身的确是中立的。而且，我们的生活已经因为人工智能技术而享受到了不少好处。从历史角度看，许多人类工作被机器取代都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人工智能进入司法领域的过程中，人类法官受到的某些损失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部分人的这部分损失，就对人工智能技术唱反调。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人工智能技术给予过于美好的想象。斯加鲁菲说人工智能技术会让人类变得更傻。 这话说对了一半。更准确地说，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会因为科技进步而变得更傻，而总有另外一部分人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聪明。变傻的人总是大多数。因为这部分人会因为极度依赖人工智能来生活和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凭借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巩固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因此，大部分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实际上也就成了对另外这一少部分精英的依赖，从而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人工智能技术在强化这种关系的同时，会非常巧妙地对其进行掩盖或者美化。

就司法工作而言，包括法院管理和司法裁判，人工智能技术其实正在强化人类法官的工具性角色，让人类变得像机器一样越来越可控，像零件一样可以替换。而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将来的司法裁判工作可能会变得高度“傻瓜化”，人类法官无需掌握太多知识以及接受太多培训也能胜任司法工作。就像导航软件让“路痴”也能上路，无人驾驶技术让盲人也能开车一样，过去人们所必须掌握的一些技能，完全可以让机器去学习，让机器为我们代劳。所有真正有效的司法知识，可能会被隐藏到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中去，仅仅被少部分掌握人工智能控制权的人类所掌握。

莱斯格的《代码2.0》

因此，由谁来设计司法人工智能，以及如何来使用、控制和改造机器人法官，也就成了更为根本的问题。现代国家的正式政治话语大都承认，法律必须经过民主程序方可获得正当性。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代码是否也应当以及如何接受民主程序的审核呢？莱斯格说“代码就是法律”，其实是把计算机代码描述成一种架构（architecture），一种宪制（constitution），而非文本意义上的法律。 也就是说，法律所具有的实效，将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实际上这也还是常识：即便法律文本赋予了人们平等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是一种允诺，一种完全可能落空的允诺；权利的兑现，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人自身的奋斗和努力。而人工智能技术，它并不必然成为“为法权而斗争”的工具；实际上它倒是很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效社会控制手段。

对今天的普通民众而言，包括对仍在法学院学习、研究法律的学生和教师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或者可能为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例如，“法盲”们只需在手机上下载APP就能处理简单的法律问题；法学院学生也能通过法律人工智能服务用总结、归纳司法考试的重点、要点，并且提供精准度较高的押题服务；教师可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检索文献甚至写作文献…… 似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我们大多数人所“占有”。但是，只要计算机代码的创作权和控制权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民众的这种占有并不是真正的占有。

《共产党宣言》曾经说过，劳动者不仅不应当成为机器，而且还应当成为机器的占有者。换言之，我们应当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资料来占有和使用。也许，这个观点对我们思考今天以及未来的机器人法官，仍然是有用处的。

【本文“前身”曾在塞博谈发表过，修改版被收入《法律和社会科学》2017年第16卷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