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中的理性与情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信念”（belief）是人类的心理需要，当人持有一种信念、相信一个理论的时候，人可以摆脱“不确定”的心理焦虑，可以产生对事物、对生活“有把握”的可控制感。

信念本应该是理性的产物，是应该通过理性思维形成的，但是由于信念是人的心理需要，信念的形成及其维持也就会受到情绪的深刻影响。

诺韦拉引用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这种心理需要。认知失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两个互相冲突的信念同时存在而引起的，譬如某人原来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新的现实信息形成了“地球是圆的”新观念，此人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情绪。

结合安斯顿等人的发现，信念受到“侵犯”所产生的压力与激素变化，也许就是其难以动摇，坠入“情绪化坚守”在神经与分子层面的原因之一。

人具有强烈的心理需要，渴求摆脱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感觉。为了克服认知失调的这种不愉快情绪，人很可能会抵制新观念。因此，很多人就会抑制、回避、扭曲对自己信念进行的现实测试，以便克服因信念冲突引起的认知失调感。

人们甚至可以反过来用理性为自己的信念辩护，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譬如，人们选择性地进行“数据挖掘”（data mining），专挖那些符合自己信念的数据，忽视那些与信念矛盾的现实，回避现实测试，用挖掘出的偏见数据把自己的信念合理化。

阻碍理性思维的障碍

诺韦拉指出，绝大多数的时候（高达95%），人不能够仅仅凭借理性来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为，因为那古老而原始的情绪力量太过强大，而进化后期才形成的理性思维，需要耗费很大的心理警觉和能量消耗才能进行，因此，人很容易跟着情绪走，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才能抵御情绪的控制。

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现象，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作过很多研究，他也指出，人往往会受情绪的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以至犯下种种错误。[2]

诺韦拉列举了很多受情绪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因而犯下巨大错误的例子，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科学家所为。譬如热力学之父、“开尔文男爵”威廉·汤姆森，曾根据地球形成初期的炽热状态到目前的冷却程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地球的年龄。他测算出来的地球年龄远远短于当时根据地质学、生物学等实证性研究所估算的时间，但他抵制和回避那些实证的现实信息，执着于自己的计算公式估测的结论。

开尔文勋爵

结果，当放射性现象被发现之后，科学界发展出了更为科学的放射测年法，用这种方法估算的地球年龄很接近地质学和生物学的估测，开尔文的计算公式估测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放射性现象还从理论上解释了开尔文失误的一大原因，由于地球中的放射性物质在衰变过程中会释放出热量，因此减慢了地球的冷却速度，加长了所需要的冷却时间。

如果开尔文当时能够更为理性地面对现实，不抵制地质学和生物学提供的实证信息，即使他对放射性没有研究，也可以对自己的公式采取怀疑和开放的态度，留下进一步修正的空间。

犯这种错误的科学家并不只是单独的个人，有时会是一大批科学家同时执着于一种“内构现实”，譬如N射线。当X射线被发现之后，法国物理学家布朗德洛特宣布又发现了一种新射线——N射线，其后有30多个科学家小组都宣称能够通过实验产生N射线，有300多篇论文相继发表，有100多位科研工作者卷入，他们都执着于N射线存在的“内构现实”。

N射线事件的“内构现实”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成功”研究N射线的绝大部分是法国科学家，英国、德国科学家（包括刚才提到的开尔文勋爵）的重复实验没有成功，最后是美国科学家实地探访，偷换了一些关键部件，法国科学家仍宣称成功观察到N射线，才彻底推翻了这一“内构现实”。图为N射线在一个小电火花上产生的动作摄影，布朗德洛特1904年，图片来源：wiki

但也有一批科学家否认N射线的存在，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尤其是对“产生N射线”的实验进行了反复的检验，终于确定了N射线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谓产生了N射线的实验都是有纰漏的。其实这些纰漏都不难辨认和避免，但当科学家执着于自己的“内构现实”时，他们就会对此视而不见，有偏见地进行“数据挖掘”，以便自己情绪上喜欢的结论能够被合理化。

在人文社会的学科中，情绪左右理念要比在自然科学中更加容易。一是因为这些学科往往涉及许多主观的元素，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做客观的实验；二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更容易唤起情绪，譬如“射线”那样的问题与一般人的生活相距甚远，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自由”“民主”却与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人对其有着天然的牵挂，因此情绪也就更加容易侵入这些理念。

在情绪侵入这些理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理念还被“价值化”了，成为了必须捍卫的“价值观”“价值信念”，这更是从根本上切断了“现实测试”之路，使理论观念的修正完全不可能了。理念是理论观念，社会科学理论也需要现实检验；价值则是一种信仰，不是理论观念。把理念与价值捆绑在一起，虽然可以使理念获得神圣信仰的光辉，但却使其丧失了改良进步的可能性。

目前，西方的很多理念和价值捆绑在一起，这些理念使西方在疫情袭来的世界剧变中手足无措。面对剧变的挑战，很多西方学者却坚持要捍卫价值观，譬如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需要捍卫和维持他们的启蒙价值观。”（观察者网已刊发该文《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很多西方学者进行“捍卫”时公然拒绝实证数据，通过想象来“创造事实”，譬如英国知名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他坚称武汉封城后飞中国国内的武汉航班停航了，但武汉飞欧洲美国的航班却持续着，言外之意是病毒因而传播到欧美。加拿大学者贝淡宁通过民航实证数据向弗格森指出，“武汉飞欧美的航班持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弗格森“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观察者网已刊发贝淡宁的相关文章）。

如此的价值捍卫、理念固守，使得西方的很多理念丧失了修正进步的可能，使西方的衰落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