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策执行力低下？

在委内瑞拉，参与“用手投票”的人少了，但参与“用脚投票”的人却大大增加。大量委内瑞拉人越境逃到哥伦比亚，他们在哥伦比亚的边境地区非法打工，甘愿接受比哥伦比亚正常劳工低得多的工资，由于委内瑞拉的高通胀，低工资的哥伦比亚货币换成委内瑞拉货币就是高收入了。这些人抢了哥伦比亚劳工的饭碗，造成了摩擦和紧张。

委内瑞拉逃到哥伦比亚的人越来越多，国际难民机构已经将其称为西半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移民危机。委内瑞拉人并不是因为战争或者政治迫害而逃去做难民，他们是因为国内的经济恶化。食品匮乏和通货膨胀是两个最大的问题，有报道说，很多委内瑞拉人现在每天只能吃一餐，体重平均下降了24磅。通货膨胀更是骇人听闻的，2018年夏天已达到13000%，一位IMF官员估计，年底可能会高达1000000%。

委内瑞拉的各派政党在政治斗争方面很具有创新精神，但在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却都表现得一筹莫展。关于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历史因素和政治结构性因素，笔者在《委内瑞拉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一文中作过分析（该文发表在观察者网）。

从历史因素来看，委内瑞拉盛产的石油让它患上了“荷兰病”，这种疾病有两大症状，一是非石油产业萎缩，二是通货膨胀。这两大症状在委内瑞拉历史上一直非常显著，无论是军事独裁时期，还是民主化后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或是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时期，都不能幸免。查韦斯之前的执政者们，曾经努力对抗“荷兰病”，但没有成功。查韦斯更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要发展非石油行业，要发展农业，要减少食品进口，但他也没有成功。

笔者考察过查韦斯力推的一些非石油发展项目，有些试点作得还很不错，只是试点的成功经验没有推广执行，全社会仍然“荷兰病”缠身。为什么成功的经济政策不能被推广呢？为什么查韦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执行能力如此低下呢？笔者的分析如下：

政策执行力低下是委内瑞拉经济失败的致命伤。分析查韦斯的体制可以看到两个结构性的原因导致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原因是“选举”，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框架中，当政和推行政策都需要靠选票，拉选票是第一要务，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当政者无法当政，其主张的政策，别说推行了，就是出台也不可能，因此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拉选票，剩余精力才有可能放到执行政策方面。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构建具有执行能力的组织队伍”。查韦斯看到以前的两党代议制造就了腐败的执政精英队伍，这些精英有专业的执行力，但道德腐败，只执行有利于特权精英的政策，结果导致民众愤懑，社会动荡。因此，查韦斯采取了反精英的民粹路线，使得执行力沦丧，政策无法执行，政绩无法取得，结果也导致了民众愤懑和社会动荡。

（摘自《委内瑞拉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俄罗斯可以给委内瑞拉启示吗？

2014年之后石油价格大跌，这对所有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都造成巨大冲击。在冲击之下，有的国家的“荷兰病”被恶化为超级癌症，但也有的国家却因此弱化了“荷兰病”。

俄罗斯就是一个能够弱化“荷兰病”的国家，2014年由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问题，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俄罗斯的反抗回应是打击西方贸易，禁止进口西方国家的食品。正当俄罗斯开始禁运西方食品的时候，石油价格也开始暴跌了，2014年每桶石油100美元左右，2015年跌到50美元左右，2016年是40美元左右，2017年是50美元左右……

在双重压力之下，俄罗斯强力推行了“进口替代”的农业发展政策，既抗衡西方的制裁，又发展非石油行业以弱化“荷兰病”。俄罗斯政府表现出相当强大的政策执行力，从支持大型农业发展集团，到投资改进各种相关设施，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农业的举措，三年来农业发展非常好，不仅实现了进口替代，而且成为出口大国。目前俄罗斯已经成为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抢夺了美国、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大国的市场份额。俄罗斯的农业部长表示，未来农业出口带来的收入可以超过石油出口。“荷兰病”将被终结。

委内瑞拉是“荷兰病”被恶化为超级癌症的典型例子，恶性通胀、食品匮乏、营养不良、难民出逃……伴随这些经济的衰竭症状，又有政治斗争创新的亢奋症状，选举、公投、制宪大会、最高法院、无人机、直升机……当委内瑞拉人在“荷兰病”癌症中喘息煎熬的时候，大批俄罗斯出口的小麦被委内瑞拉进口。咀嚼着俄罗斯的小麦，委内瑞拉人会有什么反省呢？他们可以从俄罗斯得到什么启示吗？他们可以通过反省走出政治经济的困境吗？

（关于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社会详情，可参阅尹伊文《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关于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分析介绍，可参阅尹伊文合著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