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拉美国家独立初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独立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体系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依赖出口高度专业化的单一初级产品给世界体系的中心国英国，并从英国交换工业制成品。然而，重商主义的美国北方在文化上提出了美国体系的构想，在政治上靠武力切断了南方对英国的依附，避免了美国内部出现一个独立的拉美化经济体。与之相反，独立后的拉美国家缺乏一个美国北方式信奉工业文化的精英集团，无法打造能够推动工业化的国家机器。

所谓依附，被政治经济学家定义为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状况。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后者受到由世界体系中心控制的增长条件的制约。

《产业政策启示录：工业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书影

很显然，依附是结构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种常态。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着从中心到边缘的多层次结构，劣势政治经济体对优势政治经济体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依附就不可避免，那种或明或暗的依附关系正是把各个政治经济体捏合成一个体系的纽带。

实际上，由历史可知，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也会存在依附关系，例如17世纪的中心国家英国与法国对霸权国荷兰就存在着经济依附，而英法采取重商主义产业政策正是为了摆脱这种依附关系，或者，如英国做到的那样，将依附关系重塑，颠倒依附与被依附的主体。于是，竞争与依附的并存与转化，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力机制，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日常状态。

一般而言，政治独立与经济独立相互促进，但拉美国家的历史案例表明，独立有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实质性的政治与经济依附长期大量存在。当然，依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进程会产生试图改变依附关系的斗争，这种斗争既推动着依附国又推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化。产业政策便是此种斗争的产物与工具。改变依附状态的斗争，既有可能出于国家理由的自觉，又有可能如20世纪上半叶的拉美国家那样，只是由于外部环境改变而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出现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保护效应如同在东亚那样，也在拉美一些国家刺激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不过，一般认为，拉美国家转向国家主导的具有进口替代色彩的工业发展模式，源于19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大萧条初期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筑关税壁垒，迫使拉美国家不得不转向立足于国内发展经济，也就是所谓进口替代。

论者谓：“事实上，先有拉丁美洲的工业化，然后才有工业化政策，最后才有工业化理论。”而拉丁美洲产生的工业化理论是具有鲜明保护主义色彩的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等。拉丁美洲的代表性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称：“世界大萧条曾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为对付那次萧条的极其不利的反响所迫，我不得不逐步抛弃我年轻时在大学里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论。”

实际上，普雷维什受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他的导师是李斯特的忠实信徒，而他的中心—外围理论从思想史上看，可追溯至桑巴特在1928年《现代资本主义》修订版中提出的概念。与桑巴特一样，普雷维什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外围依附于中心：“外围资本主义是依照过去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格局所安排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附加的、附属的资本主义，是在先进国家的霸权和市场规律统治下从属于先进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要想打破依附于中心的格局，外围“必须实行工业化，这就是有意识地去做中心的动力未能自发地导致的事情”。

普雷维什由这一理论认知出发，推导出了内向型的拉美工业化政策建议：“鉴于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质，适当地保护新的工业以补偿其较高的成本就成为必要。这就是进口替代原则。内向发展观念就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们也认为，在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巨大可能性；最终目的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共同市场。扩大市场和竞争将使得成本下降，直至工业具有国际竞争力。”

普雷维什的建议堪称在拉美打造一个19世纪美国体系式重商主义经济体系。不过，彼此存在着领土争端等冲突而又缺乏一致性的外部压力的拉美国家，很难像二战后的欧洲国家那样走向联合。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普雷维什正式提出其理论和建议前，部分拉美国家的政府已经迫于现实而推行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了。

以拉美大国巴西来说，1920年代兴起了所谓“尉官主义”的思潮，即一批年轻的低级军官发动的政治运动，这些尉官们支持中央集权，支持国家干预以结束外国资本主义对巴西的剥削，还赞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一些尉官甚至揭竿而起，发起了一系列军事叛乱。由此可见，摆脱对中心国家依附的思想，在二战前的巴西已经有社会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