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后，我国手机、家电等消费电子产业对外转移效应显著。从国产手机厂商来看，几乎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都在印度设立了工厂，vivo、OPPO、小米、金立等早已在印度投资建厂。当然也包括三星、苹果等手机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海尔等家电企业很早就开始在全球开设本地工厂，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从区域看，民企主要是根据国家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工业伙伴计划等政策，将主要目光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特别是在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可以规避美欧加征关税。当然也有部分大型民企通过并购实现全球化生产和营销，进军发达国家市场。

例如联想并购IBM电脑业务进入美国市场，华为收购英国集成光子研究中心，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和收购雷诺韩国34.02%股份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等。从转移原因看，民企对外转移除了跟随央企、外企配套外，还有部分是由于国内同业竞争过度导致出现过剩产能，而这些产能对东南亚、非洲等地来说则是优势产能，因而民企走出去受到了欢迎。

总体来看，我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基本现状如下：从成熟度看，当前我国产业对外转移处于初步阶段，但自2013年来呈现加快趋势；从规模上看，产业对外转移的规模较小。由于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承接现有中国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主要是某些环节或者某些产业对外转移；从技术上看，对外转移产业的科技水平较低，相比东南亚地区中国工人素质普遍较高，中国应用市场庞大和效率卓越。

因此，产业转移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从影响程度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暂时都还未破坏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网络基础和基本盘，不仅保持相对自主可控，而且拓展了中国对外商业领域或市场领土，促进了中国管理层成长，丰富了干部国际化实践，促进了制度国际化接轨；从区域看，对外转移的企业主要来源于东部沿海地区，转出去的承接地主要是南亚、东南亚、美洲、日本、韩国等地区或国家。从迁移动因看，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就内因而言，一是2012年以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累计下降了4000多万；据统计，2019年中国名义月工资1165美元，远高于印度尼西亚（202美元）、马来西亚（888美元）、泰国（477美元）、越南（292美元）等国家；二是税收不再优惠。

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基本取消了单独针对外企的所得税税收优惠，过去曾实施的“二免三减半”优惠、外商再投资退税政策等均不再享受；三是我国更加重视对环境的保护，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吸引外资的做法不再可行；四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作为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在承接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产业同构等问题严重，产能过剩也倒逼着我国产业外移。

就外因而言，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持续抵制我国经济的发展。自2013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加速了外商投资的转移。其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关税为手段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对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了四轮关税。而新任总统拜登在2022年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意图掌握印太地区的经济话语权，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二是东南亚国家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地理区位、环境保护政策宽松、税收优惠等优势，持续招商引资。

东南亚主要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例如，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出台的“七年投资促进战略（2015-2021）”、马来西亚政府提出的“投资税务补贴”（ITA）和“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MSC），以及菲律宾投资署的年度“投资优先计划”等。

2. 中国产业对外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外移在改写经济版图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我国产业外移更多是受到国内外多重压力进行的被动转移，主要存在产业外移失控、不合法合规以及盲目跟风等问题。

（一）出现失控趋势

如上文所述，我国产业外移主要是受到国内外多重压力的影响。因此，在转移的过程中往往由于市场的错误预估而导致产业外移失控。具体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产业全链条外移。尤其是制造产业的外迁，往往带动着其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等整条产业链的外移。

例如，三星和苹果将其在华手机业务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之后，带动富士康、和硕等200多家配套企业迁移，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企业的生存本身就依赖于三星、苹果的供应体系，另一方面是区域贸易规则所制定的排他性条款的要求。

例如，CPTPP协议继承了TPP较为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标准，即成员国生产出口需满足本地增值含量超过45%。因此，我国部分企业在外移的过程中不得不在目标国组建配套生产能力。而这种链条化的转移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从产业转移的发展规律来说，先进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往往只是把部分低端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而投资所获利润以投资回报的形式返给母国，企业在赚取资本和技术要素回报的同时，保留了价值链的大部分利润，从而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但是“链条化”转移往往导致产业“走出去”而产能却“回不来”，还容易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无论是德国承接英国制造业转移后逐渐取代英国，还是日本、美国等对外投资导致国内经济空心化等现象，都是产业链控制力下降导致母国竞争力削弱的典型例子。

二是产业外移集中于东南亚地区。据统计，2019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设立境外企业1012家，其中亚洲的占比最高，新增企业数量达692家，占比高达68.4%，其次是欧洲和拉丁美洲，新增境外企业分别为244家和130家。这种“集中化”的扎堆外移，虽然短期内不影响企业的发展，也不影响国内经济发展的大局。但是“集中化”的扎堆外移容易使得产业的发展受限于转移目标国。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国家普遍对美依赖程度高，在当前全球市场预期较为脆弱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异常都容易引发整个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此外，从长期来看，“集中化”的扎堆外移容易加快转移目标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成本要素上升，且转移产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以及资源消耗型产业容易加快突破转移目标国的生态环境界限。

三是诸多国家倡议“去中国化”，并形成一定气候。美国总统2021年2月份签订了《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明确以印度替代中国，旨在供应链问题上“去中国化”。惠普、苹果、戴尔等电子企业因此陆续在印度布局新的供应链。美国还“踢开现有国际组织闹革命”，企图拉群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例如，举办“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不甘心TPP的失败而拉拢日本、印度等国家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企图摒弃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从政治经济上围堵中国。

2021年，“民主峰会”现场（来源：美国国务院）

日本政府打着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产业链的旗子，宣布出资22亿美元协助日资在华企业撤离我国。从企业看，苹果公司作为一个产业链整合者，原来供应链上游有100多家中国企业。但是为配合美国政府打压我国科技企业，自2018年开始过河拆桥，将40多家中国企业踢出供应商名单，2021年更是彻底实施“去中国化”战略，连欧菲光、京东方都被踢出了其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