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尔茨在争夺党魁的竞争中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而对手恰恰因为“名不见经传”而深知自己难以担当将社民党从民调“地窖”带回“地面”甚至“楼上”的重任。

左派力量虽然在党内占据了上风，但他们同时也清楚，争夺党内权柄与竞选总理毕竟是两码事，党内民意不代表选民意志；而且，普通党员与党内干部的目的也并不总是一致的，后者更关注自己的仕途，而这点完全取决于议会大选的结果。更何况，夺取政府组阁权本来是一个西方政党争取的最高目标。

那么，社民党内活跃在第一线的精英中，谁最有希望给本党带来最佳的战绩，并带领本党走出政治“死亡地带”？

当社民党上下必须直面这两个问题时，党内出现了空前一致：具有丰富的党务、政务以及地方和联邦执政经验的肖尔茨是本党“总理候选人”的不二人选。

2020年8月10日，当基民盟正忙着为自己寻找新党魁时，当绿党还在为大选年紧锣密鼓地准备《基本纲领》时，肖尔茨在现任党主席博尔扬斯和艾斯肯的一致推荐下，被正式任命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

获得任命后的肖尔茨笑了，但带着某种苦涩，因为此时社民党的支持率已经不到15%，此时获得这份“殊荣”无外乎是“临危受命”，去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

两周后，德国颇具权威的“选举研究组”（Forschungsgruppe Wahlen e.V.）发布“政治晴雨表”（Politbarometer）结果，社民党的支持率（16%）比上次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且，58%的受访者认为肖尔茨成为候选人是社民党作出的正确决定。

然而，这份期待并未带来持续的好转。

之后一段时间里，社民党的民调分数，犹如肖尔茨变化不大的脸部表情一样，始终保持在14%至15%左右；而联盟党的支持率则凭借默克尔的“政治光环”以及在抗疫中其他政党难以企及的表现机会，一直高高地立于37%至38%之间；就连当年的左营小伙伴绿党也潇洒轻盈地从社民党身边掠过，跨过了20%的“大党”门槛。

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观察者都认为，社民党的辉煌一去不复返了，左营老大的位置非绿党莫属了。社民党之所以还提名自己的“总理候选人”，恐怕是为了给自己的百年历史留下最后的尊严而已。

肖尔茨的处境很尴尬，不，更确切地说，是别人替他感到尴尬。

那个阶段里，虽然记者“尊称”他为“总理候选人”，但真正认为他会成为总理的人几乎没有。但肖尔茨每次都乐呵呵地认真回应着，坚持着，一副笃定能赢的样子。

今天回想到当时的这一幕幕，不得不惊叹他是位“神人”。

果然，今年5月后，他的两位竞争者先后多次犯下各种错误，有的错误还相当“低级”。对手失误一次，肖尔茨的个人威望就会反弹一次。

8月28日，社民党在民调中不仅超过了绿党，而且还首次追平了联盟党（23%）。之后，社民党的支持率稳步扩大，到大选前一天，一直领先联盟党3个百分点左右；而肖尔茨本人在三个候选人中被40%以上的人认为最适合当总理。

就这样，一度不被看好的“船长”肖尔茨驾驶着社民党这艘在很多人眼里即将散架的“破船”，竟然在最后阶段成功完成“逆袭”，率先靠岸登陆，抵达目的地。

社民党太久没有胜利了，太需要胜利了。选举之夜，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来之不易的胜利庆贺。

从表面上看，肖尔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手们的失误，但实际上还有更多和更深的因素在起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

1. 肖尔茨稳重、冷静、务实及专业。如果说肖尔茨与默克尔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么肯定包括这些。默克尔靠上述特质获得了大部分德国人的信任，肖尔茨也因此赢得了这场大选。有人认为肖尔茨是在刻意模仿默克尔，笔者认为不是，这些特质他与生俱足。

2. 社民党最早推举自己的“总理候选人”，客观上为肖尔茨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加上他有副总理兼财长的身份，在各种危机中多了展示能力和诚信的机会。这是另外两位候选人所不具备的条件。

3. 德国选民在经历了16年默克尔当政之后求变心切，这点与科尔执政16年之后的选民心态非常相似。1998年大选中，社民党的施罗德凭此击败了科尔；今年，肖尔茨最终取胜靠的也是这个。

4. 联盟党一直将绿党作为主要对手，其竞选方针、对策、口号等也都是针对绿党设计的，譬如，为了与绿党争夺选民，拉舍特从一开始就把环保话题提得很高，无形中却步了绿党意识形态化理念的后尘，而未把公共安全、经济治理等联盟党的传统主打议题以及默克尔带来的外交红利放在首位。等绿党支持率因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的失误迅速下滑后，联盟党突然发现真正的对手已经变成社民党和肖尔茨，顿感“拔剑四顾心茫然”，临时修改竞选计划显然已晚。

黑绿两党“用人不当”？

在大选已有结果的今天往回看，有些“反常”现象其实早就出现。

绿党方面：

2021年4月19日，经过两位党主席的“私下”协商和极小范围内的“咨询”，男性党主席哈贝克（Robert Habeck）宣布女性党主席贝尔伯克为“总理候选人”。这种做法对于一个像绿党这样的“吵架党”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如此重大的人事决定，党内不仅没有像以往一样“吵翻天”，而且还安静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贝尔伯克和哈贝克认为，如果靠从政经验去和对手竞争是毫无优势的，且不说贝尔伯克毫无政府工作经验，即便是曾当过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政府部长的哈贝克也无法与肖尔茨与拉舍特相比。于是，两人决定打“年轻女性”这张牌（毕竟其他两位竞争者均为上了一定年纪的男性），希望以此来弥补自己缺乏从政经验的短板。

现在回看这些，可以发现，这种一反常态的决策方式实际上妨碍了真正的集思广益，从而为后面的错误埋下了伏笔。剑走偏锋的胜机也未必有想象的那么高。

图片来源：skynews

基民盟方面：

无论是阿登纳，还是后来的科尔和默克尔时代，基民盟党内“民主”与“集中”这两个内容中，后者似乎更为突出一些，党主席的产生常常是权威影响的结果。但默克尔2018年10月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后，权威顿失，“集中”彻底让位于“民主”：

先是三人竞选，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虽然胜出，但并不具备领导全党的权威，所以上位刚过一年便不得不宣布辞职，党内权力再次出现“真空”。由于疫情的原因，第二轮三人竞选一拖再拖，直到今年1月，拉舍特才在两轮投票后胜出。但跌跌撞撞上位的他其实也不具备统领全党的权威。这点特别在他后来与基社盟主席索德尔（Markus Söder）争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的过程中暴露得更加彻底。

那么，黑绿两党是如何开始走下坡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