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罗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因为苏联时代的经历和苏联解体后的交往，私人关系很熟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总统官邸，因为沿用了前苏联的办公建筑，里面的很多设施、装饰都没有变化。

普京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上圣彼得堡市长后很快撤掉了办公室里的列宁像，而纳扎尔巴耶夫官邸会客厅里的马列挂像一直摆放到2010年之后，那时哈萨克斯坦社会上各种反苏言论都已经写进教科书了。

后来，阿扎罗夫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发现会客厅里的马列挂像都被撤了，换上了各种骑马射箭的人物像，他在等待期间看了半天也没搞懂这些人物和代表的意义，问工作人员也都不知道。

等纳扎尔巴耶夫进来后，他就问：您这里改变装饰了，能不能介绍一下啊？纳扎尔巴耶夫低声嘟囔了几句，大意是这些都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建国国父们，但是他们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纳扎尔巴耶夫放任大量境外NGO组织在本国注册并且运行，数量达到了2.2万个，而长期维持活动的达到1.6万个，差不多每千人一个NGO的地步。但是由此衍生了几个问题：

1.多数思想的传播，都有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趋势，这样才能增加受众。而一旦极端主张不能得到满足，其中的极端人群就会把不满情绪不仅指向自己的竞争对手，还会指向所在国家的政治领导人；

2.社会因此被撕裂成不同的条条块块；

3.这种基于平衡多方势力以维持现状的做法，既高度依赖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能力和决断，又在实际上影响了哈萨克斯坦“国家性”的构建，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做法，但长期来看则存在很大的隐患。

他们奠定了今天哈萨克斯坦国的基础

游牧民主

在苏联建立之前，哈萨克斯坦长期处于游牧生活，以血缘部族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苏联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程度，也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即使是苏联时代，对哈萨克地方干部的任免，也要考虑到当地错综复杂的家族血缘关系，保持势力平衡。

1986年的阿拉木图城市暴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的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变这种平衡式任免所导致的反弹，而纳扎尔巴耶夫也是在这一事件当中崭露头角，跨上了新的台阶。不过，对他在事件中的角色，至今仍有争论。

不仅仅如此，1988年哈萨克斯坦西部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骁勇善战的小玉兹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不但暴打久居当地的车臣和鞑靼人移民，还把大量赶来平乱的苏联军队打得头破血流。而当年冲突发生的地点，也是今年这次冲突的起源地，所以很多问题用经济角度解释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将其绝对化。

苏联解体之后，在表面的民主化、法制化口号之下，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向着旧的血缘家族地缘社会回归。这段时间因为哈萨克斯坦的动荡，大中小三个玉兹之间的矛盾问题，也被更多的人所知道。

当然，如果和哈萨克人聊起三个玉兹之间的矛盾，会招到很大的反感，乃至会被称为对哈萨克人“民族歧视”云云。其实这也正常，19世纪70-80年代，现代日本民族正在构建的年代，有外国人乃至本国人提起日本各个藩国之间的矛盾，也会被日本“志士”们视为奇耻大辱乃至拔刀相向，而这并不影响“志士”们关起门来以藩国为集团恶斗至二战结束，影响一直传到今天。

虽然和哈萨克人在正式场合一本正经地争论玉兹问题是个“有害健康”的事情，但是如果私下里交流，尤其是在喝点酒之后（虽然这种做法对健康也不怎么好），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自己讲的东西可比玉兹之间的矛盾劲爆多了。

如果要用国人更熟悉的感觉来形容，哈萨克玉兹之间的问题，其实并不比中国的“地域黑”现象严重多少，大概就是一个日常磨牙的话题。尤其是在哈萨克几个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各个玉兹的普通人之间交往，并无太大影响。实际上在玉兹这个假话题之下，更加重要的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家族和派系问题。

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苏联时代任命哈萨克干部，都要考虑血缘部族关系，独立后这种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反过来，被任命的干部就要在相当程度上“回报”自己的家族，从任人唯亲到公器私用，都成了公开的普遍现象。

纳扎尔巴耶夫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进行人事任命，也要考虑各种势力的平衡问题，比如他常年把地方长官每两年改任一次，与其说是担心这些人的能力或是忠诚问题，不如说是让当地地方势力轮流坐庄，避免一家独大让其他家族不满，经常轮换就有足够的位置（利益）来“雨露均沾”。

这些人上任后，也会更加努力地把职务带来的资源拿来“回报”甚至是“武装”自己的家族。他们往往等着分润国家出口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带来的收益，而为了获得这些收益，又要获得相关的职务。

这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面临的“真问题”，并不是用20世纪时髦的新政治概念所能囊括的，而是要用更加古老的概念来描述。

所以各种指责纳扎尔巴耶夫扩大自己家族势力的指责也有点脱离实际，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加强自己家族的势力，又拿什么去压服各个地方家族？就像其他几个中亚国家和乌克兰，没有一个强势领袖只能是隔几年一次大动乱，日常小动乱，情况比哈萨克斯坦差到不知哪里去。

当然，哈萨克斯坦的情况也要辩证地去看待，其内部矛盾也是逐渐在积累的。这种以家族血缘地缘为核心的政治模式，配上上一章所说的外来意识形态渗透入侵，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化。

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要引入“外面和尚念的真经”，而这种引入外来势力在国家层面之外，对各个家族也很有吸引力，导致本土家族和外来思潮（NGO）相互合作、内外呼应。

比如说有的家族愿意和美国合作，有的愿意和英国合作，有的则愿意和土耳其合作，那么在涉及哈国内政的时候，纳扎尔巴耶夫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外国势力的态度，又或者是反过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也受国内政治势力消长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的等距多元外交，其实主要目的是吸引投资，可惜的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对输入意识形态更加感兴趣，乃至作为投资的必要条件。

正是在这种前现代与后现代交错混合的状态下，哈萨克斯坦（也包括另外几个中亚国家）给自己搞了一个“游牧民主”的概念出来。大意是我们是自由的牧民后代，我们热爱自由，公共事务由平等的大会讨论决策，这是最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在实践中，这种并不符合现代工业社会特征的想法，只能体现为地方上对统一政权与法律的抗拒。

但也要看到，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混合品，尤其是中心工业国的大量工业品和工业社会才能提供的服务外溢，导致很多国家的某些部分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但是其他部分还没有。哈萨克斯坦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差，很长时间里甚至被称为独联体国家里的“稳定之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