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饿死，怕撑死”

观察者网：目前不但有宏观经济的压力，全球供应链特别是芯片行业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扰动，对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行业巨头来说，是否同样处于决策困难中？

杨永成：我在行业中工作了二三十年，其实在半导体行业的市场波动或者国家行政干预多的时候，甚至可能涉及到全球资源和产业的重新博弈和重配，这个过程中大厂其实是最难的。

原因主要有几点。首先从产业分工来看，芯片设计行业的竞争者最多，一般不容易受到太大影响。但生产端相对更加集中，能够做大规模代工的主要有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等几家。如果下游出现剧烈波动，晶圆代工厂受到的影响将比较集中，但它也会反过来影响整个行业，因为它关系到整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其次，晶圆代工巨头在资本组成和税收方面，都会和资本和业务所在地区的政府产生或多或少的关联，所以大厂们的决策还要考虑政治因素。

第三，在晶圆制造领域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几年的产能一定是供大于求的。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加产能，而扩产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新的需求出现，而是各方都想把半导体的制造工业留住，例如美国在持续加码，中国大陆也在重建和新建，中国台湾也在增加，韩国也在增加，最终大概率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之后，后果可能有几个。首先一定会有玩家出局，尽管不知道是5年还是10年之后。第二，即便没有玩家出局，大家也可能会达成降价的默契，所以对大厂来说是非常难的。

即便从小的格局上来看，行业的波动也会给大厂带来较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大厂扩产势必会有大的投入，而大规模投入之后，如果整个行业的需求没有增加甚至出现下降，那将会给这些巨头带来员工、资金以及运营等各方面的压力。

所以在IT行业“不怕饿死”，因为饿的时候压力是逐步增加的，但“怕的是撑死”。如果本来按照大的需求投入资金，建造厂房和产线，但最终客户无法兑现订单，即便得到一些违约金赔偿，也无法弥补大规模投入带来的损失。所以大公司在行业中的压力更大，对外表态发声也会相对谨慎。

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5nm制程工厂 图源：CNBC

观察者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期掀起的“去全球化”政治导向或氛围给加剧了？

杨永成：我们且不说这个政策会不会延续，也暂不讨论它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或是全球利益是否有好处，但是对产业来讲，肯定是不利的。

我们回头看工业革命的整个过程，尤其是近几十年信息革命以后，发展增速特别快。中国也是如此。

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全球迅速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再细分起来，全球化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资本全球化，即资本的流动，主要就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资金在流向全球，我们中国吸引大量外资，就属于这类资本流动。二是物流全球化，得益于交通条件改善，原材料从亚洲运出去，到美国加工以后，再销往其他地区，这是物流运输的全球化，还有一个是信息流通更快了。

这些都是工业条件决定的，但核心问题还是全球化，使得这些领域取得了高效发展，特别是资金和产业找到了成本最低和最适合发展的地方。

比如说很多工业集中到中国，有的产品产能占到全球40%以上，甚至达到70%，这种格局是怎么形成的？本质上是因为中国有最多的劳动力，当时还是价格最低廉的。全球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供应端找到性价比最高的那个地方；销售端同样根据商品属性选择合适的地方，比如高端产品就选择消费能力强的市场。后来消费主要集中在先发工业国，生产地则逐渐迁往亚洲。

这样的配置，对于全球产业来讲，效果极好。但现在如果有人非要拧着来，让供应端抛弃亚洲这个现有的完全配套的、效率最高的、且成本最低的地区，而把产能挪到消费最高的欧洲或美国，这个资源配置某种程度上就是逆市场潮流。

这种想法最终能不能实现？我个人觉得难。因为这不只是国家间的博弈，还涉及市场的角度，违背资本的意愿。资本希望整个链条最好是供应端越来越便宜、消费端越来越越强劲，这是由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观察者网：确实，就像我们已经看得一些现象，比如富士康、台积电在美国建厂非常艰难，可能跟您上面提到的是同样的原因。

杨永成：确实如此，如果把全球经济、产业的一些数据能拿过来比较，就能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亚洲国家接连变成“世界工厂”。这不是偶然现象，虽然其中不能排除地缘关系、地理条件以及当地生活水准、历史发展轨迹等因素，但也不是说哪一方随心所欲的，这是比较后的结果。

中国给世界提供了最大量、最低价的产品，但我们目前不是最多消费的；如果从享受胜利成果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消费端更获益。

由此来看，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但加了几年后发现不对劲，现在又开始讨论是否仍旧需要中国的低价产品。其实，低价商品对产业链以及经济、社会的贡献很大。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芒特普莱森特的富士康厂址上只有几栋建筑 图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