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汇丰银行除了涉及孟晚舟一案外，还自2017年起，断绝与华为将近20年的合作关系，当然，渣打等银行也在列，这是否涉及《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所说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杨杰：《反外国制裁法》出台之后，目前有很多企业非常关注“歧视性限制措施”的问题。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是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二条提到的：

国家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对外国实体在国际经贸及相关活动中的下列行为采取相应措施：

(一)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二)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正常交易，或者对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采取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法权益。

本规定所称外国实体，包括外国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就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是否属于“歧视性限制措施”，在实际操作中，这需要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工作机制)进行判别。

汇丰一方可能认为，华为是一个具有高度风险的企业，比如它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或者判断华为可能面临美国的进一步制裁，继续与之开展业务可能会对自身经营产生影响，所以与其“一刀切”，断绝一切业务往来，进行自我保护。但是作为华为来说，可以根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向中国商务部举报。《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5条规定：

工作机制依职权或者根据有关方面的建议、举报，决定是否对有关外国实体的行为进行调查；决定进行调查的，予以公告。

如果我们的工作机制认为，汇丰的操作不是一个正常自我保护的合规措施，而是采用一种“一刀切”的方式，切断了与华为的正常经贸往来，那么工作机制可以把这个外国实体放进“不可靠实体清单”的。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作为《反外国制裁法》的下位法，可以认为是一种实际操作中的细化规定，因此，可以比照上述内容来理解《反外国制裁法》所说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如何认定。

综上所述，实际操作中，外国实体是否采取了“歧视性限制措施”，不由其自行判断，而是由中国企业或个人举报申诉，由中国的工作机制来认定，如果被判定违法，又不愿纠正，那么就可能被追加制裁，可能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也可能被出具更多禁令。

所以对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来说，如果不注意到这些变化，合规风险是很大的。

6月10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观察者网：汇丰表示，自2020年6月30日的《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汇丰获得了在香港拒绝美国司法调查的法律武器，对像汇丰这样的跨国企业来说，从《香港国安法》到《阻断法》、《不可靠实体清单》、《反外国制裁法》，中国的“阻断法”体系建立意味着什么？

杨杰：首先，在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出台之前，《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法》的立法依据《对外贸易法》和《国安法》。《反外国制裁法》出台之后，它作为上位法，通过第13条“对于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除本法规定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可以规定采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赋予其他部门通过相关规定，进一步制定相关反制机制的一种立法形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法》三部法律形成了栗战书所说的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这三部法律的功能和定位各不相同，《反外国制裁法》主要是反制；《阻断法》主要是切断美国长臂管辖在中国境内的适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主要是针对外国实体如果被认为“不可靠”，就会被列入清单上，其实三部法律的功能和定位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从法律运用角度来讲，其实比单纯使用《国安法》更有针对性，手段也更多样化。

而且，我们不排除在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法律法规出台，比如外交部、财政部可能也会在相应领域配套出台一些部门规章，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