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那么从合规角度来说，这些企业如何适应新的法律环境变化？您有何建议？

杨杰：我觉得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讲，第一，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现在都要时刻关注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可能伴生的比较大的法律博弈，这是首先要关注的。比如新疆棉花事件、新疆光伏事件等等，这些情况对相关企业多少会有影响，如果企业能够高瞻远瞩，在国际形势多变的情况下，能够提前做一些预判，做一些相应的产业链调整，那么对于应对这些危机是有帮助的。

第二，我觉得不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都要更关注中国的反制法体系的立法进展。如栗战书在人大报告中所说，要“加快推进涉外领域立法，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所以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只有目前的这三部法律，可能陆续还会有别的法律法规出台。所以，中国的立法动态值得关注，也应当根据这些动态，调整自己的合规做法甚至调整业务，以防措手不及。

第三个维度，我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一种倾向，无论美国在华企业还是一些中国企业，都相对更喜欢用美国本部的合同版本，这种合同版本中的很多条款都是美国的律师和法务拟定的，主要体现遵从美国法律优先的思维，往往忽略这种版本的合同在中国实际履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此前，中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片面遵从美国法律，我们可能只能评论说这种做法“比较强势”，但还不能说违反中国法律。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阻断法”体系，如果还要把美国法律凌驾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法律之上，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比如某些公司原先认为只要遵守美国财政部、司法部的相关规定，不考虑对相关中国公司的影响，甚至可以配合美国切断跟中国企业或个人的一切业务往来。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继续采用这种单边做法肯定会违反中国法律。我觉得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要继续运营的话，可能需要向总部进行汇报，积极寻求修改相关合同条款，更加尊重和遵从东道国的法律规定。

截图来自大公报

观察者网：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否体现了一些超越法律层面的，更深层次的博弈，或者说中西方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

杨杰：是的，其实还是可以用孟晚舟这个案子的进展来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2月12日和2月25日，华为先后在英国伦敦高等法院和中国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汇丰银行公开与孟晚舟引渡案相关的内部材料。

英国高等法院拒绝了这一申请，但4月12日，汇丰、华为及孟晚舟提前在香港法院庭外达成协议，法官颁令，孟晚舟一方可向汇丰索阅有关文件，相关文件将用于在加拿大处理美国提出的引渡聆讯申请。

有人可能有疑问，孟晚舟被捕已经两年多，华为为什么才“想起”在伦敦和香港起诉，要求公开相关证据呢？

其实这很可能与香港司法环境的变化有关。在香港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后，香港的司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如果华为在香港提出诉讼，要求公开相关证据的话，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与在伦敦相同，遭到驳回，因此孟晚舟一方不太可能去做这样的“无用功”。但是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后，事情显然发生了变化，汇丰银行身在其中，应该对此深有体会。

两年后，不但《国安法》能成为对华为诉求的上位法支撑，而且中国的“阻断法”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华为一方能够引用的法律依据更多，而对汇丰银行来说，中美两大经济体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美国有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中国有针锋相对的《阻断法》和《反外国制裁法》，在自身主要市场仍然在中国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自身立场如何调整。

如果比照2012年，汇丰银行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时的情况，今天的中西方力量对比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