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到湖南，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沙组织的发起人与组织者。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毛泽东成为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1923年中共三大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诚如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¹⁵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陈独秀于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领导位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逝世。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比较全面地、辨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他多次谈到陈独秀：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4年，毛泽东曾因为没能将陈独秀挽救会党内而感到惋惜。还在1937年底，党中央曾尝试将陈独秀挽救回到党内，前提是要陈独秀承认加入托派等错误。陈独秀拒绝认错后，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刊物上诬称陈独秀做了日特汉奸，接受日本津贴。陈独秀对此反应激烈，愤而驳斥，导致两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

“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李立三错误路线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说：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一直念念不忘。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报告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0页。

2.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张还书便条，内称“《盛世危言》失布匣”。其时正值春节期间，说明毛泽东那年春节期间，还在读《盛世危言》。

3.孙家鼐：《请饬刷行〈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0页。

4.吕涛：《敲响警世钟的陈天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5.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9页。

6.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记述此事时，比较慎重，仅称“在一本世界英杰传里”云云，未加书名号。

8.其中《天演论》最初不是在上海出版，后来也归并到商务印书馆，作为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9.《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是革命党人利用上海特殊地位所出版的众多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份，馆址初设福州路望平街160号，后迁法租界三茅阁桥南54号。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日出三大张，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导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清末民初革命斗争中有巨大影响。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

10.《西行漫记》，第211-212页。

11.1952年，毛泽东在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体育意义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

12.[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39、242页。

13.丁彦斌主编：《中共领袖人物传记》第1卷，中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4.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王树康编：《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第94页。

熊月之：《光明的摇篮》，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