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翻译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对此有具体分析。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他读《群学肄言》之后的感受，说是读了此书《缮性》篇后，“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逻辑学专书。作者穆勒在逻辑学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便是从阅读《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与写作的逻辑性。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丛书之中，便包括这部《穆勒名学》，还有一部是耶方斯的《名学浅说》。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上海出版的⁹。毛泽东用三个第一，表述他读到这份报纸的感受与影响，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他说：1911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难。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下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很厉害地影响着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到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的发表”¹⁰。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知识产品的影响有关：读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知道了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思想；读了《警世钟》，知道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危险；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书，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读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他用一句话，那时毛泽东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毛泽东用这类文句来表述自己的感受：“非常喜欢”、“极有价值”，“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我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上海，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海的报刊与书籍，一直是他获得外界信息、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1917年，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就经老师杨昌济推荐，阅读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深其影响。毛泽东曾对友人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其实，他不光阅读上海报刊，还向上海刊物投稿。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体育之研究》，是近代难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学眼光深刻论述体育意义的宏文。文中极其正确且富含学理地阐述了体育之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并认为在德智体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体育之为事，对于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来说，均品类繁多而历史悠久。中国古人强调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前四艺都或多或少地与体育有关，特别是射、御，射箭与驾车，就是体育活动。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民气刚劲，武风盛行。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汉民族地区社会趋于崇文鄙武，特别是唐宋代以后，武事废堕，民气柔靡。尽管民间习武之风不绝如缕，士大夫中亦有人以习武强身。北方蒙满等游牧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或骑马击剑，或翻山越岭，皆可视为体育之事。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没有体育的地位。

体育之为学，作为三育之一或四育之一，在西方，是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很明确了，在中国，则是近代以后的事。近代中国是在一次又一次战败以后，众多志士仁人在分析寻找原因，由坚船利炮而声光化电而立宪制度而思想文化，也有人看到体质的差异，开始有了体育自觉。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均有论述。体育的重要性在清末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确立了体育在新式学校中的地位，规定体操科目为各级各类学校所必修，还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旨、体操科目的内容和要求作了规定。

但是，近代中国在倡导体育的过程中，有一突出现象，即将体育强身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起来。严复、梁启超、蔡锷、蔡元培、钮永建等，都有这方面论述。这类关于体育与救亡之间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体育救亡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体育活动、体育赛事都被赋予爱国的意义，经久不衰。这种思想，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也有其一定的道理。首先，由体育而强身而强国，三者之间确有内在关联。其次，被侵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一切可以激励民气的方式、途径来鼓舞国民的士气。在这个意义上，弱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渴望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渴望奥运会金牌和一切国际赛事的奖牌。但是，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体育的救亡意义，看上去是赋予体育在政治上很高的价值，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义。因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一旦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受不到体育与救亡的直接关联，就会失去对体育的兴趣。

毛泽东这篇文章的过人之处，是他直接从人的成长、人的健康、人的全面发展出发，而不是从体育功用出发。他认为体育自觉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是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文中论述体育在德智体三育中的根本地位，体育锻炼给人生带来的益处，批评中国传统教育中轻视体育的弊端，介绍参加锻炼的原则与方法，分析普通人不重视体育锻炼的种种原因，在在合乎科学，深中肯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中，此前两年日本提出过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前一年袁世凯上演过复辟帝制的丑剧，可以说，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作者虽然在文中提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但是，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落在体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上面，这是毛泽东见解特别深刻之处。¹¹

《体育之研究》撰稿过程、投稿过程、发表过程以及稿费数额，均无具体史料披露。但是，可以料想的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一定非常喜悦，也一定会对《新青年》杂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也是毛泽东通过杂志这一媒介，与上海、陈独秀发生关联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