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是毛泽东或通过上海出版的书刊，与上海发生的间接关联。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他从北京乘火车，经过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欧阳钦、林蔚等43人。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40人的代表团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经上海。恰逢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三十余人在沪候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他与蔡和森亲切晤谈话别。这次，他借宿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内。以后，毛泽东来上海日益频繁（见表格），其中，对他思想演变影响最大的，要算1920年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并与陈独秀深谈的那次。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

1920年夏天，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¹²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此前已经相识，并有思想交流。

1918年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一次，毛泽东在文学院门口见到陈独秀，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毛泽东谈及自己曾多次拜读他的文章，并抱着尝试的态度，给《新青年》投稿，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以及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这引起了陈独秀对他的注意，特别嘱咐毛泽东有时间就去找他。这次短暂的谈话，令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¹³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了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曾上街散发传单，结果被军警逮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行为。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文末，毛泽东心潮澎湃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被捕以后，声援的人很多，但是喊“万岁”的似乎仅此一例。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处，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毛泽东用“关键性的那个时期”“深刻的印象”“没有动摇过”等极端词汇，描述自己与陈独秀晤谈以后的感受与印象，说明他确实被陈独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打动，心悦诚服。人类社会中，师生兼同志的关系，话最容易越说越深入，越说越投缘。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当会谈到《新青年》，谈到《新青年》对《湘江评论》的影响，谈到《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也会谈到那篇喊“万岁”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他如此说，因为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一批英杰，包括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历尽艰难、坚忍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陈独秀说，他们奋斗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就包括毛泽东在内。依陈独秀那种胸无城府、激情澎湃的特性，他一定会由衷欣赏这位比他小14岁的后生，其喜悦之情也一定会溢于言表。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成了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从1920年算起。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陈独秀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汪原放回忆：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冬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同志则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都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现在推算起来，时间当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间。亚东和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的业务往来，在亚东《万年清》帐册上均有原始记录，往来帐目都未结清。解放后汪孟邹还说过，这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帐册都已经散失了。¹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