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月之】

中共发起组运作期间，渔阳里发生过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即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晤谈。

在介绍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晤谈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毛泽东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联，以及毛泽东此前与陈独秀的来往。

毛泽东与上海的关联

上海在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进步书籍与报刊，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上海联系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泽东此前早已与上海城市发生关联，受到上海城市重要的影响。

1907-1908年，毛泽东已经阅读到上海学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欢。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道：“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¹。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十四、十五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宣传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书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部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²，读了很多遍。

《盛世危言》是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来上海学生意，入新德洋行服务，并入英华书馆夜班学习英文。1859年入英商宝顺洋行工作，1872年入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总理兼管账房。1868年后与人合办和生祥茶栈，后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80年后转入官办企业，参与经营管理，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会办、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等职。1922年病逝于上海虹口，次年移葬澳门。郑观应自17岁以后，除了短暂时间因事到他处以后，一直在上海生活，《盛世危言》也是他在上海写成的。

郑观应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结晶。郑观应生活的时代，广东香山很多人到上海做买办，徐润、唐廷枢等都是从那里到上海来的。他们普遍重视外语学习，重视了解外国信息。郑观应是他们当中特别杰出的一位。郑观应所就读的英华书馆，系英国寓沪学者傅兰雅所办，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1865年开办，设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学费为5两银子。从郑观应在洋行工作业绩来看，有理由认为，他的英语程度已相当不错，足以应付洋行业务的需要，听、说、读都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以推断，他花在自学英语方面的时间与精力也不会少。当时的上海，是西书荟萃之地，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都是著名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这些机构所出版的西书还在流通，新的西学知识大量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以及在买办生涯中可能接触到的西书，都是郑观应留心阅读的内容。因此，郑观应视野开阔，知识丰富。

郑观应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不断在走下坡路，外有内患，交替袭来，国势羸弱，民不聊生。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提出各种变法图强方案。郑观应不断地将自己思虑所得，形诸文字，或呈送给相关官员，或发表于报刊，或印成书籍，希望能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1880年，他将这些文字，辑为《易言》一书刊行，到1893年又将其扩展为《盛世危言》，1894年由上海宏道堂刊行木刻本。书中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要奋起直追，求强求富。政治上要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在经济上要组建工商业团体，发展现代工业；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要变革；司法上也要进行革新。

《盛世危言》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感受到的迫切问题，刊行后影响很大。郑观应又根据局势变迁，几次改编重版，于是，经其手订的有《盛世危言》五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坊间书贾为适应读者需要，曾一再翻刻，各种版本有二十多种。

毛泽东在阅读《盛世危言》的同时，还读了另外一本与《盛世危言》类似的书籍，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今苏州）。道光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学，思想敏锐。1860年至1861年，他流寓上海，住在县城里，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提出社会改革思想。全书40篇，内容包括变官制，汰冗员，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鼓励民间用通俗诗歌反映民情；制洋器、采西学，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此书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赞赏，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影响很大。

毛泽东阅读《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的时间，1907-1908年，已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正在实行新政，在发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宪运动正在积极推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所主张的那些变法图强主张，已经不那么时新了。那么，毛泽东读了这些书籍，为什么还会很受刺激、“非常喜欢”呢？这与区域发展差异性与信息流动不同步性有关。毛泽东所生活的韶山，那时还没通火车，更没有汽车，人员流动、商品流通、信息传播都很缓慢，社会相当闭塞，经济发展程度较长沙落后一大截，较上海等地落后更多。人们能够接触到时新读物极为稀少。毛泽东此前所接触的读物，除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与四书，就是《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之类，总之，都是中国传统读物。可以说，毛泽东那时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与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正因如此，在上海等地已经不那么时新的读物，在韶山一带，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他要把窗户掩盖起来，不让他父亲发现，如饥似渴地阅读。

《校邠庐抗议》 图自故宫博物院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都是在上海，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国新型文化人集聚之地，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中心。郑、冯之外，洋务运动时期其他领导思想潮流的人物，王韬、薛福成、马相伯、马建忠等，也都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那时所读到的鼓吹变法图强的书，是《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而不是其他同类书籍，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还有一个原因，即《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还在1889年，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便推荐过《校邠庐抗议》，认为书中所讲“驭夷”等条，最切时宜，为当今第一要务。光绪皇帝从中选出六篇，装订一册，题签让翁同龢看。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期间，孙家鼐又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一并进呈光绪皇帝，称赞“其书皆主变法”，希望皇帝“留心阅看，采择施行”。³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刷引二千册，要个大臣签注，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这样，《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便较其他主张变法的书籍流传更为广泛，以至于湘乡、韶山那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也能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