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

在科技、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要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要重新走回老路吗？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又该如何解释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谢茂松在接受观察者网对话时表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内外环境后做出的判断，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心，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活力。

【对话/观察者网 周小婷，整理/观察者网 周子怡、周小婷】

观察者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指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纠正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自卑论对中华文明的错误认知。从内外两个环境来看的话，如何理解我们今天重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谢茂松：从外部环境来说，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中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虽然中国主观上并没有想要挑战美国，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自然会动摇到美国的霸权地位，这让美国很担忧。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帝国主义国家，也享受着超级帝国主义垄断而产生的巨大额外收益。当中国的发展冲击到了美国的超额垄断收益时，就会加剧美国内部矛盾的爆发，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生存威胁，所以美国一定要向外转移矛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再到认知战、制度战、文明战。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非常强烈的、全方位的。

因此，十四五规划专门写入了“统筹发展和安全”，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在中美博弈中，我们不仅需要在科技上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攻关突破。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根本性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抵御外界全方位的攻势。科技自立自强与文化自立自强可谓是新时代中国自立自强同等重要的两端。

建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深刻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以及中国成功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要搞清楚中国成功的秘密在什么地方？更深层的历史文化逻辑是什么？要把我们的实践道路上升到中国传统的“道”的高度，形成一个新“道统”，以此来凝聚民心。

我们今天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深刻关联性：从中华文明的底层结构出发，将中国的历史节节贯通，从一个文明史的大历史视野来理解中国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前30年有一个贯通性的解释。我们还要再往上贯通，就是从1921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贯通、1840年到1919年近代史的贯通、再到平民社会出现后的宋元明清历史的贯通、两千年秦汉郡县制大一统的贯通，以及追溯到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再往上就是对我们五千多年，乃至八千年文明的贯通，打破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自卑论。

历史虚无主义有很多表现形式，我刚刚讲到的节节贯通中，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形形色色、或隐或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从大历史的诠释角度，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全面性的节节贯通，深刻把握文明的底层逻辑，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没有断裂的文明，并以国家形态一直发展至今，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个独立自主根本上来自于我们的文明连续性，来自于我们的文明主体性。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走出来的，并以此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来说就是东升西降，毛泽东1957年形象地说到“东风压倒西风”，中国要回到历史的荣光，中华文明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长期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与东升西降相联系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即南北的升降起伏，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美国超级垄断帝国主义在正处于帝国衰落过程中，暴露出极端穷凶极恶来对抗全世界，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矛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集中地表现在今天中美的大博弈关系中。这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前些天华为Mate 60 Pro上市，就引发了中国是否成功突围美国科技封锁的讨论，其实背后就是美国感受到了这种“东升西降”，高科技是美国超级帝国垄断霸权的支撑。

当然，我们要破除我们自身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和认可。1949年8月5日新中国即将成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编好之后还没有发表的前几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杜鲁门一封信。毛泽东就此连续写了五篇评论文章来痛加驳斥，这五篇评论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以作为压卷。

当时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讲到中国破除了美国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他认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正是有了这种无比坚定的自信，我们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这种文化自信与精神主动，让我们在抗美援朝时把那个强大到不可一世的美军打到谈判桌上。

从内部来看，面对中美博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种空前复杂的环境，一个国家、民族的意志力、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的文明意识所形成的内聚力，是中华文明能够保持连续性的关键，也是战胜外部挑战的关键。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我们在经济上总是会有起有落，因此需要文化价值观来凝聚人心、稳定人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安身立命、乐天知命。

我国在改革开放时，一方面主动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和管理，但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想也同时进来，因此美西方国家一直想借机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在根本上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因此要建立我们的文明主体性，破除和平演变，两个结合就变得非常重要。

今年上半年，有大学请我去给老师们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邀请我去做讲座的老师在读到我之前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与三重主体性的文章后很兴奋，这位老师对我说，他们学校的老师普遍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自信的，但对中国文化却是不自信的，所以这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反差，这一点很要命，所以请我就此做场讲座。

讲座现场效果不错，当时有好多听众提问、互动，他们觉得讲座让他们理解了之前不理解的中国这个发展是怎么来的，理解了中国成功发展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我事后的一个感觉是，大学思政课的改革需要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精神，要以两个结合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底层逻辑，以中华文明为大本大源，将两个结合的精意彻底通透地贯穿于大学思政课之中，两个结合应该成为大学思政课的魂之所在。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当未来在发展道路上遇到想象不到的挫折和挑战的话，就很容易对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文化的自信就非常重要、非常根本。

还有一点，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是孔子讲的“富而好礼”的社会。这个礼，就是中国历史上被周边国家认同仰慕的礼义之邦。

什么叫礼义？礼义就是一种德性。中国政治是一个德性政治，中国社会是一个德性社会，这就是礼义之邦的深刻含义。中国要从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大国不是说你国家大就是大国。什么叫大？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德性社会、德性政治。

孟子讲过一句话，“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就是德性的辉光之所谓“大”，也就是文化大国之为文化大国之所在。“有诸己之谓信”，是具有自立的主体性才有自信，才能为别人所信。只有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发展道路自信了，才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自信。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同时也要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来推动自身的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式现代化时，它们自身同样存在两个结合的问题，即既同它们自身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同它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具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观察者网：如果用改革开放40多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和理论来解释这个成功，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溯到3000年或者5000年这么久？

谢茂松：我们对中国发展成功的解释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现代的实践来解释我们的成功，比如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间，我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以及各方面的成功，这个解释已经有很大的说服力了。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比如其他国家发展也有科技、市场、资本这些东西，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如果我们从深层次去追究这个问题，就会在文明史、大历史的巨大历史纵深中，看到中国成功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逻辑。

而中国最深层的历史文化逻辑、文明逻辑，正是在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时奠定的，甚至推到更早还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尧帝时代，而《尚书·尧典》则是对尧帝治国之道的纪录，这都是中华文明强调的“道统”的开创与延续不断。

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文明逻辑，相对于今天是“隐”而不可见的，现代则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如《易传》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不可见、不易觉察之道、体、无，与显而易见之器、用、有，实为道器一体、体用一源、有无相生。前者就好比大江大河之大本大源与大山、群峰之来龙去脉之“来龙”。

其实当年毛泽东已经很自觉地讲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就专门让八路军办事处给他找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的《周易内传》。《实践论》《矛盾论》这两论非常重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重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实践论》、《矛盾论》全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但深层次的、隐性的，《矛盾论》、《实践论》还具有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与知行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重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一师范上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很自觉地要用王船山的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等来培养平天下的人才，并在日记中认为得到了两个这样的人才，那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面有不少王船山的思想，周末他还经常去长沙的船山学社听课。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研究船山学，研究船山的经学、史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深深地感觉到作为宋明理学集大成与中国治道集大成的船山学对于毛泽东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