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势，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否则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美国经济指数状况连连，但自称“天选之人”（I’m the chosen one）的特朗普仍屡次声称要“将生产带回美国”。那些确实正在调整海外产业链的美国制造企业，真如特朗普所愿吗？

根据一项由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企业经济系吴靖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学金融系Ben Charoenwong教授开展的最新研究表明，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其实并未朝着特朗普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近日，该团队接受了观察者网采访，分析了全球产业链的变化。

观察者网：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中相关数据采集主要通过哪些渠道和方法？是否针对个别企业做过调研，有的话能具体谈谈代表性的案例吗？

答：我们使用FactSet Revere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的信息来源广泛，包括公司网站、公司财报、公开新闻、公司会议记录、彭博社等财经终端，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3,000家上市公司和325,000个条供应链关系，是我们目前所知覆盖范围最广、记录信息最全面的有关全球企业生产供应关系的数据集。

观察者网：您在研究介绍中提到，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并非如特朗普所愿，有些企业并没有从中国等地迁回美国，而是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能举一些具体案例吗？此前，有传言称外资企业因为中美贸易战从中国撤出，这一说法在研究中能得到证明吗？

答：我们在FactSet全球供应链数据中发现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供应链转移案例。比如美国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Chevron）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公司，在2015年至2018年间停止与中国深圳赤湾石油供应公司、中信海直集团、中化国际、中海油田等企业的重要生产关系，同时，雪佛龙也终止了与美国SPX燃料能源公司、DXP公司等185家美国供应商的合作，占其历史所有美国供应商总数的近80%（数据显示曾共有美国供应商235个）。逐步撤出中国和美国后，雪佛龙开始在越南和其他国家开拓供应链关系，比如哥伦比亚、西班牙、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等。

我们在仔细观察公司的行动时间线后，得到了最重要的研究发现，即美国企业的供应链外迁行为并非始于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开启贸易战，而是从2015年6月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时就开始有所反应。

除了上述雪佛龙的例子之外，还有众多公司从2015年便开始有明显的生产链全球化、分散化的趋势。比如L Brands（旗下拥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等美国多家知名品牌）、万豪国际集团（世界最大国际酒店管理公司）、美国德纳公司（世界最大汽车零部件企业之一）等，这三家公司均有超过五十年的经营历史，当国家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增强时，其全球化供应链有明显对比，其2014年的重要供应商分别仅包括7个、8个、3个本土外国家，而2015年则增长至12个、15个、8个，增长率分别为87.5%、71.4%、166%，新增国家主要集中在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

我们对美国公司供应链的各国分布占比的增速做了整体的对比研究，下图分别为2014-2015年占比增速，和2017-2018年占比增速，绿色为上涨，橙色为下降，可以看到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制造业全球份额明显萎缩，中国增速变缓，东南亚、南美等地区增长迅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部分外企撤出中国这一现象？转移到东南亚的企业顺利吗，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答：外资企业为了规避中美贸易战，尤其是贸易战背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长期影响，自然会考虑转移到环境稳定、生产成本合适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东南亚。但是，这些转移行为也并非毫无障碍，一部分困难来源于这些国家地区原有制造业生产基础的薄弱，比如技术落后、生产质量较低、官僚政治的腐败和打压、财务会计制度的不健全等。

另一部分困难来源于大量公司转移后带去的工厂产能供不应求，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毕竟东南亚的年轻劳动力的数量远比不上庞大的中国；厂房租金上涨，据越南地产公司JLL的统计，2018年下半年越南南部厂房由于供不应求而租金上涨11%；订单饱和后产能受限，比如Zara、优衣库等多家知名品牌将生产线迁到越南后，越南服装纺织行业很快出现饱和，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减少生产甚至开始停产，甚至被迫进一步迁移到其它国家。

重新规划供应商代价也是很高昂的，因为企业需要花费多年时间与供应商建立起良好关系和默契，现在要在新的地方重新建工厂，招聘、培训员工，很难短期内保证产品的工艺和质量。

观察者网：您提到研究中最有意义的一点是，生产链越复杂，对美国境内经商环境越敏感的企业，会更早地采取防范性措施，在冲突产生前，将公司生产和销售迁移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在您的研究中，如何量度“复杂”，有具体研究数据说明吗？如果将这一结论套到中国或其他经济体是否成立？

答：我们从两个角度定义并考察了“复杂”这一概念。

第一个角度是公司生产链条的多样性，越需要不同行业生产链提供元器件的公司，供应商越多，公司价值链越“复杂”。由于不同生产链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任一环节的不稳定都会给公司产品带来极高危害，因此这些公司会对生产链环境极度敏感，更早采取措施。我们用美国内部供应链条总数来衡量这一指标，“复杂”程度极高的美国苹果公司在2014年本土供应商占比33.35%，2016、2018年相继降到29.93%和27.09%。

第二个角度是公司产品的多样性和对其他企业的影响程度，公司经营越广泛，产品重要性越高，公司价值链越“复杂”。比如排名第一位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产业横跨电子工业、能源、运输工业、航空航天、医疗与金融服务等），2014年本土供应商占比56.69%，2016年降到42.74%，2018年仅有36.04%。

这一结论在中国同样成立，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供应链的影响机制是根本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原材料成本上升、政治政策压制等，因此企业为了自身发展，肯定会寻求新的出路。我们观察中国的数据发现，“复杂”程度最高的公司诸如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南方航空、国际航空、东方航空、中兴通讯、东风汽车等，在2015年后均大幅降低了在美国的供应链占比，同时在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巴西、哥伦比亚、波黑等国家寻求新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