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政治论争的参与：“工业党”的“政治自觉”

费正清说：“伟大的革命很自然地会力图把他们之前时代的历史也革命化。”与此类似，“工业党”也很自然地会力图把他们之前时代的历史“工业党化”。“工业党”思潮的实质是在工业化至上的逻辑下处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尽管“工业党”以理工科的知识体系自傲，然而历史叙事——这一传统上属于人文社科的知识范畴——却在“工业党”话语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而这一历史叙事的核心，就是解决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中毛邓两个时代的分歧乃至断裂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论证了“工业党”如何扬弃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套主流叙事，即将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为历史发展主线的革命叙事，与着眼于器物、政制和文化多个层面的现代转型的现代化叙事。(18)“工业党”从革命叙事中抽出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实践和民族主义立场，渲染经济基础上的巨大变革，而弱化制度与文化等上层建筑层面的改造，摒弃了工人国家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愿景。与此类似，他们接受了现代化叙事的进步主义诉求，着重强调技术与工业化等器物层面的现代转型，而较少在意政制与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发展，更严格区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异同，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之下，毛、邓治国方案在意识形态或价值取向层面的断裂，本质上是两套工业化方案之间的分歧，毛泽东时代强调自力更生地建立独立自主的基础工业体系，而邓小平时代则积极开放国门积极引进西方技术和产业。两套工业化方案均是在当时内外环境下发展技术与工业化的有效手段，分别适用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内部积累阶段和扩大产能市场阶段，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冬天穿毛衣，夏天穿短袖，都是按时令穿衣服，冬天的人不能嘲笑夏天的人穿得那么少，夏天的人也不能嘲笑冬天的人穿得那么多。”

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路径连续性，改革开放时代的工业化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工业基础，尤其是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人口。两套工业化方案虽有分歧，但都适应于自身的历史现实，至于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断裂，则是附庸性的，且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谓的话语斗争。由此，“工业党”以技术和工业化的历史主线完成了“通两统”的叙事任务。(19)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乡镇企业  图片来源：IC photo

明确了“工业党”的思想主张后，我们可以对其思想渊源进行分析。辛束将“工业党” 思潮概括为“生产力和国家赞歌”(20)，其两个关键立足点是生产力发展至上和国家至上，这是一个基本符合事实的敏锐判断。

“工业党”思想体系中的第一个核心构件是技术决定论版本的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唯物史观原理，贯穿当代中国人的整个受教育阶段，强有力地决定了“工业党”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认知和方法论，这一点在对多位“工业党”代表人物中的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中得到了验证。

如一位“工业党”代表人物在一条网络评论中说：“工业党就是技术党，是一群以坚持生产力水平来决定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人的代名词。工业党坚持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应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上，因此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表述与教科书上的唯物史观基本一致，但也存在差别，“工业党”在生产力之前又加入了科学技术这一决定要素，随着技术水准的提升，社会形态将以自然或半自然的方式发生变革，经典唯物史观中旨在谋求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变革的政治运动与文化改造变得意义不大，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也被处理成主要是技术问题或工程问题，国家治理的担纲者也应是具有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的“工业人”。换而言之，“工业党”的唯物史观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乃至科学主义的倾向——即将科学及其方法绝对化，并将其应用于所有非科学领域。

这种技术决定论一方面源于“工业党”群体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取代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力是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打破大锅饭”，引入个人竞争激发社会活力，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达到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主流信仰，而能够接受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工业党”群体一定意义上就是这场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因此，“工业党”及其时代与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专家治国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21)

“工业党”思想体系中的另一个核心构件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勃兴，在官方、思想文化界和网络民间三个话语层面上齐头并进，相互激荡。表面上，这一勃兴是由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8年奥运会等一系列国际事件唤醒了近现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以及中国革命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强大的民族主义动员力量——这些历史记忆和动员力量在80年代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中曾经历短暂的沉寂。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冷战”终结后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在程亚文看来，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国家民族认同的弱化，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另一方面是在中国不断深化全球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换的过程中，与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冲突愈发凸显。(22)

中美贸易战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工业竞争所蕴含矛盾的直接表现  图片来源：IC photo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动员方式进一步变化，演化出网络民族主义。最初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业党”群体诞生于军史BBS，其中代表者集体创作的《大目标》一书通篇洋溢着大国崛起的梦想和对中国道路的肯定，充斥着“选择一个伟大的国家”式的修辞，但以80后为主体的“工业党”与之前60后70后一代“愤青”民族主义者和之后90后00后一代的“小粉红”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这种通过年龄来划分的网络民族主义分期当然存在过分简化的问题，但一定程度上确实代表了民族主义群体特征的嬗变。

他们属于周永明所谓的“知情的民族主义者”（informed nationalists），即除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外，还兼通网络与英文，能够直接接触西方媒体，对中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有着系统的、基于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23)较之“愤青”，他们拥有更好的知识视野，并在成长阶段与认知形成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中国高速崛起的历史进程，拥有更加坚定的民族自信。较之“小粉红”，他们则拥有较为完备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前期的历史知识，感受过“冷战”终结前后国家之间对抗的历史情境，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更少温情脉脉的视角，较少受到商业娱乐文化的浸染。

“工业党”思想体系的第三个核心构件是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问题上的国家主义方案。国家主义（sta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两个相当复杂且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将两个概念简化，将民族主义处理为现代民族国家在应对外部挑战时激发的情感、理念与手段，而将国家主义处理为具有政治集权主义特征的内部治理理念与手段，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存在内外联动的关系，虽然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看，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导致国家主义。许纪霖认为，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但更加极端和政治化。然而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而是以人民主权论为正当性，通过民主实现威权。(24)“工业党”不认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普世价值，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国家主义为之提供了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方案。

当代占据宰制性地位的西方模式之根基是启蒙思想与英美的现代化实践，历史上能够与之分庭抗礼的历史经验其实只有两套：一套是共产主义方案，另一套则是 19 世纪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德国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方案。两者都带有国家主义的集权特征。对于前者，“工业党”充分吸收了毛泽东时代工业化方案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并与改革开放后的“解放生产力”进行了贯通性的历史叙述，也吸收了独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等话语体系并加以工具化的运用。

但在“冷战”终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历史情势下，共产主义方案需要新的历史资源加以修正，同时中国与19世纪的德日面临相似的历史问题，由此后者进入了“工业党”的视野。“工业党”早期论战结集《陈经与愚蠢小猪关于中国经济的超长篇论战实录》与《刷盘子，还是读书？》都将日本经验纳入视野，普鲁士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之路也频繁出现在“工业党”的文本和讨论中，如军史论坛上一系列穿越到德国的网络小说，以及代鹏《海权与国家力量》(25)等成系统的历史军政论述。德国的现代化经验及挫折深刻地影响了“工业党”的思想体系，“工业党”也借德国历史较为隐蔽地讨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与发展道路，而在网络评论中“工业党”的国家主义倾向常常被类比于普鲁士的铁血主义。(26)

“工业党”的核心目的是探讨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另类可能，可是供其调用的历史资源——对毛泽东时代工业化方案的认同给它带来“极左派”的帽子，对国家主义经验的认同又让它被攻讦为“新右翼”乃至法西斯主义，这也是“工业党”在左右政治光谱上面目模糊、形象矛盾的原因之一。张旭东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访谈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今天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都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即便与毛时代有关系也是经过邓时代的中介。(27)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工业党”，尽管他们调用了多重的历史和思想资源，但仍深刻地浸染了邓时代以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受到中国国力上升、繁荣的市场经济、专业化的管理体系、与世界市场全面接轨等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邓时代及其理论决定了“工业党”的问题意识和政治经济想象，构成了其思想底色。这一思想底色对话语模式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党”强调用数据、事实、科学与工程原理、严密逻辑推理等解决问题导向的论述方式，而质疑和抨击那种充满了价值判断的人文主义思想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