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党”知识体系的辨析：超克既定的概念框架

在理解“工业党”的基本概念体系及其思想史谱系时，我们无法避免地使用欧洲现代性社会理论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概念，如“左/右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等。然而，我们也试图从中国历史语境出发，辨析“工业党”群体的观念生产对欧洲概念的挪用与转译，并且探索我们如何在中国当下的发展语境中超克原有的教条，避免刻舟求剑，本土化地调用、改造和理解这些概念。

“工业党”这个自我命名本身预设了理论上的辩敌，这一名词的发明者王小东将“工业党”作为区别于“情怀党”的群体和思潮，前者是具有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的工业文明中成长的知识群体，后者则类似于农业文明中只掌握书本知识和形而上学体系的纯粹文人。

作为概念的“工业党”本意是通过中性的生产力和技术叙事，熨平思想文化和民间舆论的巨大分歧。王小东认为简化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文科式”的无谓的人文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内耗，他觉得理工科的知识和方法天然具有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客观性和优越性。

但实际上，当代思想文化界的分裂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且各个维度相对独立，灵活组合，形成驳杂交叠的思想光谱。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高歌猛进，全球化与本土性的龃龉愈发凸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问题，又逐步上升为意识形态分野和斗争的主要维度。由于当代处于“左”和“右”两端的两套意识形态理想型，都具有内在的普世价值维度——左翼的国际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全球团结，和右翼的全球市场与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论。

而“工业党”的许多诉求，强调国家内部政治精英的团结与组织性，强调基于本土的经验和建构独立的工业与经济体系，就在观念上具有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特征。王小东本人自1990年代中后期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工业党”话语生产主体大体上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并进一步演化为政治经济上的国家主义主张。

尽管“工业党”深刻地卷入意识形态之争，却很难被安放在传统左右政治光谱的某个位置。“工业党”偏好集权高效的政治体制，认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和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金融资本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政治生活语境中与传统左翼具有亲缘性。

但其坚决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国家主义主张，亦与“小粉红”“强国派”“皇汉”等群体一道，被一些学者指认为“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右翼思潮”，与2016年后席卷全球的右翼浪潮具有某种“同构性”。(5)

王小东则在发明“工业党”名词一年后发文指责一些所谓的“工业党”放弃了理性科学、超越左右的原则，“跳起了极右和极左之间疯狂的政治摇摆舞”。(6)“工业党”在左右之维上的面目模糊，或者形象地说呈现出的“左右互搏”的矛盾状态，折射出当代青年群体政治意识的普遍症候。在以往对于“川普粉”(7)“小粉红”(8)等青年群体的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这种左右之维上的混杂而模糊的状态可以找到几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西方与中国两种国家处境下的“左右”内涵具有差异性，比如中国的传统左翼大多具有民族主义的底色，那是因为中国的左翼政党是作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性力量而走上政治舞台的，而民族主义在西方语境中基本代表统治精英和保守派的思想；

二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左右之争暂时偃旗息鼓，“左右”所代表的发端于18世纪末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在全球化时代让位于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

三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和中国两个层面均经历了“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在大约2008年后“重新政治化”的青年群体，在实践层面上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左右阵营和理论都产生了相当的隔膜乃至断裂。他们从互联网、英文媒体等新渠道获得的解释社会与历史的话语，在表述方式和思维框架上都和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学院派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区别。其集体意识和集体认同的产生与发展脉络，需要到二战以来全球社会结构转型、新阶层产生、新社会运动崛起的复杂过程中去寻找；

四是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实在主体，都在快速变动的社会尤其是互联网冲击下趋于流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密切关联的、整全的、成套的意识形态方案成了明日黄花，政治意识逐渐进入分化组合的多元状态。

因此，以传统左右分野理解今日青年政治立场的分化组合，容易产生“左右互搏”的困惑，而这恰恰是当代青年政治意识的核心特征。将“工业党”冠以“新左翼”或“新右翼”的名号并加以批判分析，其有效性值得怀疑。左右之维崩解失效也启示我们思考，是否有超越欧洲理论话语的新政治主体正在生成？

在左右单维的坐标轴式分析思路在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和价值体系面前逐渐崩解失效的同时，模块化的分析方法则为我们理解“工业党”的思想构成提供了有效的思路。我们对“工业党”思潮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梳，(9)发现“工业党”具有系统性的世界观和治国方略，虽然在某些结论方面与传统意识形态教化有相似之处，但这些观点主要从他们自身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逻辑的理解中生产出来，而非从现有理论体系的辨析中推导出来。

“工业党”的逻辑起点是技术体系决定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工业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的产品生产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来源。因此，较之政治参与、公民社会、思想解放等现代价值，工业社会带来的粮食增长、医疗进步和人均寿命增长等成果才是人类社会根本性的进步。确立了工业化的目标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近现代中国并不能通过海外掠夺完成原始积累，加之本身体量庞大，也无法通过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搭便车进入工业社会，因此必须探索一条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

在此过程中，苏联模式被实践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在这一模式下，为了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基础工业的发展，牺牲暂时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是可以接受的。(10)个人价值和自由在历史车轮面前非常渺小，“血肉之躯无法对抗钢铁”，(11)“个人单打独斗的积极性并没有太大作用”。(12)大工业体现的是“集体的成果”，人只有以“人口”的面目出现时，才对工业化产生影响。(13)

坐于落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对共和国工业发展的见证  图片来源：IC photo

在政治领域，既然现代社会进步的根本来源是工业化，那么评判一个政治体制的标准就是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工业化进程。这条标准既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二战后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大工业的出现，使得纯粹的自由市场成为神话，国家必须在科技规划、人员组织、制度保障、平台建设等方面，全面介入社会的工业发展之中。系统论、凯恩斯主义和专家治国模式，相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中央计划、党的领导和国有科研体制，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对立。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想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成功工业化，就更“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需要牺牲局部效率来提升整体效率”。(14)

因此，“工业党”偏好集中高效的政治体制，对中国而言，革命催生的社会主义体制凝聚起分散的国家力量，从内部为工业化完成了原始积累，从而保卫了新生政权的建设果实，并进一步争取国际格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15)

格申克龙在其名著中将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规律总结为：一个国家工业化起步越晚，就需要越强的政治集权与组织能力  图片来源：网络

在文化领域，能否有效服务于工业化也是评判的标准。“工业党”认为要实现工业化，就需要对非工业人口进行“工业启蒙”，完成思维与物质的协调统一，让普通民众接受工业社会的意识，并影响政治决策集团的战略制定，这也是“工业党”介入大众传媒和公共传播的目的所在。

“工业启蒙”的核心就是培育人口的科学精神与工程思维。科学精神的要义是“可重复、可检验”，而工程思维则是将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都处理成一个可拆解步骤的工程建设问题。“工业党”断然拒绝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浪漫化想象，他们认为：“残存的农业社会根本不再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它们存在与否只取决于工业化社会的意愿。”(16)

“工业党”反对“情怀党”，是认为其思维方式本质上仍停留在农业社会的伦理体系，寄希望于通过党争和文化政治，而非工业社会的科学体系，去推进社会进步。“工业党”反对鼓吹“贸易立国”和“金融立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以及其他去工业化的思想，亦不认同高消费而无益于物质积累的高雅文化，还反对各类非生产性的政治正确观念和身份认同政治，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等，因为这些都无益于工业化和技术进步。

在国际秩序领域，“工业党”以科学和工业化的“国族价值”对抗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坚决地反对老牌帝国主义打着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旗号，依托霸权和经济技术优势，通过输出工业制成品，掠夺欠发达国家廉价的人力和资源，并打击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使其永远处于被殖民状态。“工业党”主张以出口工业替代出口工业制成品，乃至探索直接出口工业化进程的模式。(17)出口工业意味着向欠发达国家出口生产设备，而出口工业化进程则意味着帮助欠发达国家建立与工业化相配套的社会制度，包括规划工业布局、培养工业人才、国民工业启蒙等。

“工业党”希冀中国成为输出工业化进程的世界领袖，替代帝国主义掠夺的老路，从而集中起各个民族国家的剩余资源，打破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资源限制。这一模式的持续需要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成果和输出工业化的收益转化为科技实力，投入开发超级科技和廉价能源。但是，输出工业化进程到底是一种新型的中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还是具有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的团结互助友好传统？实现工业化的中国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本质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工业党”内部存在着不同乃至互相冲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