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整体收入分配格局特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们如何通过政策干预促进机会均等、保障和扶持低收入群体？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新兴的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和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一起共话中国收入和财产分配。

从“结果均等”到“机会均等”

魏尚进：在考虑收入分配这一主题时，我们通常也会关注机会均等。在制定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时候，应该怎样更好地达成机会均等的目标？

李实：我们应该强调机会均等，机会不均等会进一步加剧结果不均等。但机会均等是与一定的现实条件相关的，我们在现实条件下推行促进机会均等的机制与政策，应该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的差异性。

而且，我们不应该过度强调机会均等，因为结果不均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机会均等的实现。比如，当下的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机会均等的最好范例，考生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参加高考的同等权利，面对相同的考试题目和评分标准，最终的分数结果是有可比性的：谁的分数高，谁就可以上好大学。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孩子能够上好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虽然高考看上去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制度，但很多农村孩子在参加高考前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教育资源，已经受到了机会不均等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有国情下，很难让所有人都获得绝对均等的机会。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机会均等，另一方面要努力减少结果不均等对于机会均等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的政策应该双管齐下，在坚持机会均等的同时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推动区域平衡发展等。 

浙江武义：青年扎根大山种植果蔬 带动乡亲共同富裕。图源：视觉中国

魏尚进：要更好地实现机会均等是否还有两方面因素需要关注？一是关注户籍制度改革，这是促进农村与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机会均等的一个可行的政策方向；二是关注教育发展，很多研究表明，通过教育可以改善人们在收入与财富积累中的分配地位，所以要关注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教育机会的改善。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获得者强调了（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的）有条件的补贴。他们的研究表明，进行有条件转移支付的具体条件要结合当地的情况。比如在南亚，如何提高学校老师的出勤率就是政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而在中国，这相对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此外，非洲、南亚的许多父母对教育不太重视，所以政府需要构思更多的政策来提升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

相比之下，中国的父母即使自身教育水平不高，也会让孩子尽量多读书，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地区之间进行转移支付的时候是否也要考虑这些具体条件的差异？

甘犁：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做了一些干预实验，我们当时认为问题在于贫困家庭的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他们去上学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提供营养午餐。于是我们做了一项干预实验，看看给他们一些奖励会产生什么效果，比如，学生完成作业就会有奖励。通过这种干预，我们发现一个排名在后20%的学生，语文成绩提升了0.14的标准差，这相当于在100名学生之中排名提高了3名。所以，如果条件设置得合理，确实会对教育结果带来一些改变。

魏尚进：中国还有一个情况也需要政策干预，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的低收入家庭中，父母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重视程度有区别。如果一个家庭无法同时供养两个孩子完成高中学业，就会选择牺牲女儿受教育的权利。与二十年前比这种现象可能略有改善，但依然存在。所以在我们的政策干预里，是不是也要特别关注提高父母重视女孩教育的激励机制？

李实：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善。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无论男孩女孩基本上都能够接受教育，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从这个角度看，女孩的家庭地位大幅度提高了，今天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大学生的性别比中，现在大学生中女生占比不断提高，大有超过男生的趋势。

魏尚进：恰恰是因为过去重男轻女造成男多女少，女孩相对稀缺，使得农村父母也增加了对女儿的重视，这种情况才逐渐得到了改善，但这种改善似乎并不完全。农村女孩的初中毕业比较普及，但还是会有很多父母不会让女孩读到高中毕业，而男孩的高中毕业相对更加普及。而且在人口普查中，虽然新生儿的性别失衡情况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没有完全纠正。

跨国研究表明，女孩的教育水平和母亲的教育水平高度相关，母亲重视教育会给孩子带来积极的长期影响。现在的女孩都是未来的母亲，重视未来母亲的教育对于提升整体社会教育水平，促进机会均等来说大有裨益。所以在双重意义上重视女孩的教育非常重要，这关乎机会均等本身，也关于社会的长远未来。

以公共服务弥合数字机会不平等

魏尚进：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出现是导致收入分配、财富分配更加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些贫穷的家庭无法开展线上教育，而相对富裕的家庭受疫情的影响很小，他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得高质量的课程。

成都：数学老师在家给孩子们上网课。图源：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财富分配差距，为教育平等创造机会。在中国，疫情期间有各种各样的网课，很多地方政府及民间团队通过在线教育的方式，为农村的孩子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比如，农村的孩子通过在线教学可以接受北京最好的教育，农村的老师可以观摩北京最好的教学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数字经济的双重性？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特性并与分配政策结合？

甘犁：一方面，确实有一些优秀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被引进到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教育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确实有可能会加大收入差距。当前数字经济的核心终端是智能手机。目前，智能手机在全国范围内的渗透率达到74%，尚未拥有智能手机的比率在农村是39%，在城市只有15%。低收入群体之中，有59%的人没有智能手机，他们很多是老年人和低收入、低学历的人。

所以比起对修路等传统基建的投入，我们更要重视智能手机的基础建设，让广大民众能真正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这项举措不需要巨额的花费，也可以通过开展相关教育来实施。

当前，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很多反弹，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缺乏包容性，把蛋糕做大了，却没有做好蛋糕的分配。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下一轮的数字经济革命，提倡包容性，涵盖社会整体，协调全局增长速度，避免因部分不均衡造成的反弹。

李实：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则因人而异而带来不同的结果。城市人之于农村人，富裕人群之于贫穷人群，前者总是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科技。不同人群获得数字技术机会差异性的决定机制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家庭环境，另一方面是个人能享受公共服务的程度。也就是说，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上有明显差距，这是机会不均等的表现。这将会进一步导致个体之间在认知能力、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差异。所以通过公共服务去缩小不同人群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差异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技术本身，还要去分析它的影响以及背后的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