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次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魏尚进：2020年两会期间关于我国约有6亿人口月均收入为1000元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热议。那么，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扩大到什么程度？假如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呈现出一个橄榄型的格局，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李实：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社会的重点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这同时也取决于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是：一个标准家庭的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种标准，全国14亿人口中大概有5亿人左右的中等和高收入人群，其中高收入人群不足1亿人，中等收入群体 规模大约4亿，占整体人口比例不足40%。

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一个办法就是促进潜在的中等收入人群———即现在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转变为实际的中等收入群体。我们有9亿低收入者，他们中每年约有一定比例的人群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

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有2亿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会形成６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只要我国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 （超过社会平均增长速度），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可以达到50%左右。

魏尚进：怎样使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更快地增长？

甘犁：我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干预市场，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是改良二次分配的政策。2018年、2019年的减税政策对于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作用不大，因为它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关注度不够，导致他们未能享受到减税红利，而真正的受益者是已有的中高收入及高收入人群。

另外，想要真正推进收入分配变革，一个不得不关注的概念就是“负所得税”。这在全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美国将近一半的人所得税为负，即从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补贴超过了上缴的税收。国家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实施继续减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补贴低收入人群等措施。这同时也有益于推动中国的消费增长，摆脱对投资、基建和外贸的严重依赖，真正实现内部的大循环。

《寻找经济最优解》。作者：魏尚进

低收入人群保障需要灵活且及时

魏尚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这主要是中、高收入家庭的贡献。数据表明许多低收入家庭其实并没有多少银行储蓄，收入基本只能涵盖基础消费需求。一旦家庭面临疾病和各类天灾人祸的冲击，没有储蓄抵御的话，其抗风险能力就非常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储蓄率的家庭和人群也需要政策特别关注。如何去帮助这些低收入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这方面是否也有可以探索的空间？

李实：一方面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另一方面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收入，这样他们才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只依靠低收入人群自身的努力来增加储蓄率效果甚微，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不是不愿意储蓄，而是没钱储蓄，还有一些低收入人群为了防范未来风险，还是不得不进行储蓄。

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政策仍有很多探索空间，如果我们的养老公共服务能够提供更高的待遇或者更好的保障，很多低收入人群就不需要自己存钱养老了。还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储蓄的目的在于对未来的医疗需求。如果想要降低他们储蓄率，关键在于要消除公共服务不足带来的未来不确定的影响。

甘犁：我同意李实教授的观点，预防未来风险是储蓄的重要因素，但是就目前而言，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中，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 （养老、医保等）大幅改善，现在几乎是应保尽保。可是在保障程度提升以后，我们的储蓄率并没有降低，在过去十年实际上不降反升。这其中可能有包括男女比例失衡等很多原因。我这里所说的消费不足与收入差距有关，也和转移支付不足有关。

所以我们要把对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帮扶与经济增长放在一起考虑。我国政府要坚持对中低收入群体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通过补贴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这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降低收入差距、刺激消费、减少储蓄都有良好的作用。

魏尚进： 我们在构思怎样更好地帮助低收入家庭时有各种政策选项可以考虑。例如，可以直接给一些家庭无条件的收入补贴；也有一些城市推出了消费券的形式，由政府来补贴消费。在各种尝试里，哪种做法是最贴合中国国情的？有没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值得在全国推广？

上海：2亿电子消费券助推55购物节。图源：视觉中国

甘犁：杭州是最先推出消费券的城市，一些评估认为其发行的消费券可以使消费有好几倍的增长。我认为在短期内消费券也许作用会较大，在长期则不太可能。但在中国，“消费券”这一概念的普及更具有意义。此前只有杭州在2008年做过消费券的尝试，之后并没有其他城市接续而上。现在地方政府愿意拿出来一些真金白银和商家联合起来发行消费券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变。

李实：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次疫情对于中国的影响是短期的。应对短期外部冲击的最好办法还是社会救济制度。要让低保更具灵活性，包括失业保险等其他保障制度。当前，一些地方实施的依然是常规的社会保障措施，没有考虑到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低保制度能够做到每个月甚至是每周对困难群众进行评估和识别，然后把这种制度向全社会推广，就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在人们收入低于救济标准时，可以马上去民政系统申报，那么困难人群就能很快得到及时的救助。因此，只要能够使制度更好地与现实融合和对接，那么它将比发放消费券更有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社会治理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能不能适应类似的突发事件？有了这次的教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其更加灵活有效，增强应对突发事件冲击的防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