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如上图所示的美国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长率（2016～2021年），这一数据来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家庭收入分配变化的预测》报告。根据该预测，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未因联邦税收和基于经济状况调查而进行的转移支付等而缩减，反而进一步扩大，而且越是收入高的群体，平均收入年均增长越快。这说明美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劫贫济富”的过程。

美国股市和经济社会政策等都不过是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两个方面，但这些失衡汇聚到一起、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集中爆发。所以才会出现阶层和种族的不平等和年龄差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加剧，2020年4月8日，纽约市公布的早期调查结果显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和亚裔纽约居民的两倍。芝加哥七成以上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是黑人，其死亡率是其人口占比的两倍多。

对此，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局长亚当斯（Jerome Adams）表示，美国黑人的病死率远高于美国新冠肺炎的总体死亡率，这不是基于生理或基因的原因，而是黑人由于社会因素更易受到感染。这种现象被批评为是以居住隔离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强大驱动力”——对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健康差异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代际冲突也在凸显社会伦理危机。除了“老年人应该自愿为拯救经济而死”这种言论，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凸显的是“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的代际矛盾非常明显：由于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增高，一些有仇老心态的“千禧一代”在社交媒体上直接把新冠肺炎称之为“婴儿潮一代的消灭者”（Boomer Remover）。

为什么“千禧一代”会这样？因为“千禧一代”很多人到60岁都还不清助学贷款，因为美国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使得他们不认为大学毕业获得学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千禧一代”认为他们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受害者、而“婴儿潮一代”是既得利益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不过是上述矛盾的进一步放大，而不是美国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困境。然而，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特朗普政府所急于处理的新矛盾之一是，如何针对华为修改出口管制法规中的“直接产品规则”、全面封锁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有人笑称，特朗普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去对付华为这一个中国企业，颇有杀鸡焉用牛刀之嫌。但是，如果联系到美国的政治国家利益与资本利益保持互洽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政治国家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保障资本实现其逐利需求，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中国只是廉价商品的制造中心，哪怕工业产值远超美国也不会引起外部反制。但是，华为向世界提供作为通信基础设施的5G网络，这是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挑战。美国要保持其军事霸权，必须以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和技术的绝对领先（科技霸权）为基础；技术霸权还可以帮助美国攫取安全和政治利益，也有利于巩固其军事霸权。

华为的崛起在美国看来是中国变成一个技术强国的标志，因为中国有庞大、完备、复杂的工业体系，实际生产能力很强大；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整体高科技发展和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华为拒绝上市，这种企业文化抵制了跨国金融资本对其进行操控的可能。

与此相反，虽然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迄今为止仍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从科技创新到实现工业生产之间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因长期以来的产业空心化而受到了很大限制，从波音等美国企业的现状看得很清楚。特朗普政府竭力遏制华为旨在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美国的跨国资本为了保持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性地位支持特朗普政府打压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但是，一旦美国不能满足前文所述的两个前提条件，无法为跨国资本利益提供终极保证，资本是没有祖国的。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多重博弈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世界就已经处于“去中心化”进程之中，并且正在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产生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去中心化”进程将会加快速度，也将导致下述多重博弈将进一步激化：

首先是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会加剧。无论是特朗普表示“趁着疫情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还是马克龙主张在新冠病毒危机解除之后重建“法国和欧盟的主权”，都无法回避主权国家与跨国资本二者所追求利益不一致所产生的矛盾：跨国资本需要实现全球逐利，主权国家希望自己保持相对于其他主权国家的优势，特朗普和马克龙都不可能迫使资本不追求利润、转而投身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否则产业空心化就不会成为这些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

其次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会加剧。美国目前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等问题背后的一根主线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较量，实际上特朗普的当选和特朗普政府的诸多议程设置背后都体现出产业资本对日益膨胀的金融资本的某种反弹。新冠肺炎疫情将会使这两种资本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也将使得“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路线之争日益激烈。

再次是不同国家的资本之间的矛盾会加剧。西方资本对中国的不满情绪的确有所上升，原因在于基于各种外商优惠政策、他们在中国市场曾经长期享有高盈利性，但现在随着内外资待遇一致化、这种高盈利能力和预期都似乎在下降。另外，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迅速增强，冲击了西方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权，例如华为对5G标准的制定有很大发言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这种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不断地加剧美国的政治国家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之间的张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经陷入失序，失序的集中体现就是在抗疫过程中“资本优先”还是“生命优先”的价值选择，其实这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舆论战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这种失序究竟路向何方？是朝向一个不再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还是趋向于多个区域一体化的并存？无论是哪种趋向，都是世界的“去中心化”进程在寻找另一种可能。因而，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是在重塑历史，而是在加速世界的“去中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政治国家与资本的多重博弈在加剧，也导致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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