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南枝】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会议，有机会向各位师友学习。我今天发言的基本观点是，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世界的拐点”，但是会加速世界的“去中心化”进程，并且，这种“去中心化”的加速会使政治国家与资本权力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加剧。

第一，世界的“去中心化”是已然趋势。

世界的“去中心化”表面上看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正在受到冲击，实际上，从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秩序如下两重“去中心化”日益凸显：

第一种“去中心化”是世界正在从“中心-边缘”结构慢慢向网络状结构发展。所谓“中心-边缘”结构是指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周围、其他地区均属于“边缘地区”的结构。但是，这一变化的推动力量不是中国，而是受到第二种“去中心化”力量趋势的结果。

第二种“去中心化”是国际秩序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而是跨国资本、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体，这种主体日益多元化背后是跨国资本力量的日益膨胀。因为资本天然地需要追求最高利润、最低成本和最少监管，需要实现对新市场的垄断以攫取超额利润。

因此，在产业链条不断向世界各国各地区延伸、新技术革命使得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同时，跨国资本、特别是跨国金融资本，至少在经济生产和贸易层面，将产业相继向欧洲、拉美、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等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正在向全球产业链条的中高端进军。

因此，推动“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向网络状结构发展的最初动力，是跨国资本和试图进一步扩张其全球霸权的美国自身。同时，从上述两重“去中心化”来看，我们分析世界大变局不能局限于国家间的博弈或此消彼长，应当看到决定世界格局的变量在日益多元化、其中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

第二，美国的霸权地位与资本全球逐利之间的互洽性。

如果说现在的美国处于各种维度的分裂状态，那么美国的最大共识之一是“保持美国霸主地位”，这是美国在面临重大调整和变化的进程中保持稳定的基石所在。

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寻求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高的权力，美国政治权力的触角不局限于美国的疆界之内、而是可以向世界各国延伸，这就是美国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对外实施长臂管辖等的思想基础所在。

但是，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生产贸易的网络与边界。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在与跨国资本联合推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自己也逐渐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不仅不再是一个20世纪上半叶可以凭借其强大制造业基础大发战争财的制造业最强国家，而且美国的社会经济逐渐被虚拟金融资本所统治。并且，如萨米尔.阿明所说，这一轮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当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呈现普遍化垄断、全球化垄断和经济金融化三大特征。

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之下，我们要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与相关金融资本和军工复合体资本力量等长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这二者之间的不同逻辑是互洽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政治国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唯一主体，美国的军事霸权对于保障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安全、维持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维护资本攫取高额利润和实现资本积累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不仅拥有军事霸权、也享有金融霸权，不仅其权力覆盖范畴可以超出其疆界、而且可以从这种霸权地位中获利，例如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制定者、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建立者、占据全球价值链条的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环节攫取超额利润的获利者、巨额国际投资净收益的受益者等。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利用其金融霸权在全世界“剪羊毛”。

但是，世界的“去中心化”趋势正在让二者利益的不互洽越来越明显，并且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不互洽的进程。

第三，美国的政治国家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的张力。

政治国家与资本要实现二者的利益互洽，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政治国家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保障资本实现其逐利需求；另一个是政治国家有能力持续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不断积累提供动力。

显然，世界的军事霸权仍由美国在垄断。但是，如前文所述，自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的经济权力中心正在朝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不再能够完全垄断世界经济权力——出现了美国绝对的军事霸权和相对的经济霸权之间的分岔。

这一分岔首先撼动了美国的政治国家利益与资本利益保持互洽的第二个前提条件，美国自身的实际生产能力已经难于为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不断积累提供动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缺乏防疫物资成为抗疫短板之一，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重大不足：产业空心化并未因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都强调“制造业回归”而有根本性改观，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在上升、但制造业占比仍趋负增长。

尽管如此，美国的净私人财富在持续上升，而巨额国债和财政赤字的持续膨胀说明公共财富为负；净私人财富上升的同时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和财富集中度的不断提升——已经接近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水平，被称为镀金时代2.0版。

从这个对比图不难发现，美国股市的表现情况和新冠肺炎的疫情情况之间的关联度很低，曾经一度有过关联、所以发生过四次熔断，但是美国通过了累计资金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的四轮纾困措施、美联储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等，实际上是在滥用其金融霸权地位救美国金融和稳定美国社会、对美国的实体经济帮助不大。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与美国本身经济基本面的关联度已经远远低于与其金融霸权的关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