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万青松】

10月4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已有20多万人通过部分动员加入俄罗斯武装力量，这部分人员将在训练完成后与已经参与作战的部队一起执行特别军事行动。这可以视为是9月21日总统普京正式宣布部分动员半个月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足见“动员”所能激发的俄罗斯巨大应战潜力，将不可避免地对俄乌冲突及其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当地时间9月21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动员令。图自俄卫星社

动员的“悖论”与现实逻辑

实际上，“动员”这个话题在特别军事行动早期失利的情况下，俄罗斯国内就有不少讨论。美西方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导致4月底俄乌谈判破裂的背景下，西方也曾断定普京会在5月9日胜利日当天宣布全俄总动员，但当时并未出现这一情景。即使是8月25日普京签署法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加13.7万人背景下，包括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内的官方代表依然强调，俄罗斯没有动员计划。

之所以否认有任何动员的意图，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认为采取以合同招募的方式在全俄多个联邦主体组建营级志愿军，扩大私营军事公司的力量等替代兵员补充方式，能够将战斗强度保持在和平时期军队可以吸收伤亡的水平上，因此动员暂时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9月开始的乌克兰“反攻”给普京宣布动员找到了强有力的“理由”。虽然在7个月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俄罗斯以非常小的力量控制了乌克兰五分之一的领土，但9月的俄罗斯国内充满了悲观和焦虑，主要原因在于哈尔科夫战场形势的变化。

俄罗斯军事专家卡申将乌克兰在哈尔科夫的反攻称之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成功”，原因在于乌克兰的“反攻”没有实现击败俄军的主要目标，主要还是俄军方有意识的决定。他认为，撤退甚至在乌克兰发动攻势之前就开始了，乌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俄军打起了后卫战，掩护撤退，损失不大，尤其是避免出现俄集团军的失败和被包围的情况。

然而，不管俄军方是否有任何“实质性的”理由，哈尔科夫撤退即使没有影响到俄军继续战斗的决心，也严重损害了对指挥部的信心，其结果是俄罗斯社会的震惊和愤慨，要求将冲突升级并补充更多的资源，包括宣布动员。这使得俄罗斯领导层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并开始屈服于这种压力。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进行警告性打击就是应对这种压力的证明。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曝出俄罗斯可能宣布动员的计划，但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将其踢给俄罗斯国防部，认为这个问题属于国防部的回应范畴。这可以视为俄罗斯改变动员态度的新信号。

宣布部分动员，被认为是普京做出的一个艰难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京都公开表示不会这样做，试图维持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框架，不让大后方紧张。实际上，过去几个月里这项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在9月11日的地方领导人选举中，“统俄党”大胜，可以被视为支持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再确认，多数精英和老百姓也认可“不动员”策略。然而，乌克兰“反攻”之下，随着与西方的对抗日益加剧，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要保障已控制领土的防御深度和军队的补充。

普京“艰难抉择”的背后也有部分动员将导致的政治风险，尤其是在战场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情况下，当前的风险显然很高。俄《独立报》社论将部分动员视为总统普京四年多来做出的第二个不受其核心支持者欢迎的决定，第一个是2018年夏天宣布提高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改革。

当然，普京有意识地选择做出这一不受选民欢迎的决定，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在于：一方面，普京很清楚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影响到不少民众的态度，尤其是这场军事冲突导致的人员伤亡正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的毛孔中，成为影响其行为的支配点，包括政治行为。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与美西方的对抗中，需要充分调动社会的所有力量来保障俄罗斯“获胜”——没有部分动员，就不会取得胜利，而没有胜利就不能维持较高的支持率。因此，如果胜利在前，可以暂时牺牲目前民众对其较高的支持率，从而抵消许多后续的连锁影响。普京决定进行部分动员，实际上也是告诉民众不要心存幻想。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内宣传俄军士兵的标语牌 图自路透社

动员依靠的社会“根基”

普京宣布的部分动员，显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既有前期的充分准备，也有着精英和社会层面的基础。

军事动员方面，从宣布部分动员的最初几天俄国内各联邦主体的积极响应就可以看出，国防部已经为这一决定准备了很长时间，有关动员的各项组织和分配条例早已制定出来，虽然也存在一些考虑不周的问题。

政治动员方面，实际上自冲突以来，俄杜马就开始以新的动员模式开展工作，并且存在明显的分工：政府负责提出支持经济和实施反制裁措施的法案，而杜马则为特别行动及其意识形态动员提供法律支持。

从精英层面来看，早在6月29日，作为坚定支持普京的俄保守派代表、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在圣彼得堡法律论坛的公开演讲中就表示，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西方放弃了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首先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经济现实和新的世界，需要动员民众“与疯狂的西方作斗争”。动员必须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政治、精神层面的，还要有法律层面。

佐尔金还特别指出这种动员要与苏联式的动员区别开来，必须成为民族团结的平台。这种团结只能建立在人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上，而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