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看来，20世纪是19世纪自由竞争时代的后果，也是其反面：伴随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成为新的潮流，前者以托拉斯为标志，后者以社会主义为新的方向。“乃举天下厌倦自由，而复讴歌干涉。故于学理上而产出所谓社会主义者，于事实上而产出所谓托辣斯者。社会主义者，自由竞争反动之结果。托辣斯者，自由竞争反动之过渡也。曷云托辣斯为反动之过渡也？托辣斯者，实‘自由合意的干涉’也。”

在这里，梁启超从自由合意的干涉角度混淆了托拉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难以解释他在文章中所列的1882—1900年间美国通过的各项反托拉斯法案的真正意义。他甚至以辩护的口气说明托拉斯可能调和劳资矛盾，希望将托拉斯作为一种生产制度提供给中国人参考。但这些误解并没有妨碍他得出如下结论：“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夫政治界之必趋於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於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

即便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对托拉斯的论述也包含着矛盾。一方面，他引用数据证明托拉斯成立后劳动者的薪资有所增长，但另一方面，他又如同拉法格一样，看到了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势必激化劳资矛盾。

社会主义运动以保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为目标，而托拉斯“则资本家权利之保障也。资本家与劳力者，方为两军对垒之形，做短兵相接之势”。梁启超比较社会民主党人的经济主张，发现他们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学说有许多重叠，均将托拉斯视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近阶梯”，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事实上，类似主张已经出现在中国革命者的早期宣传中。例如，朱执信在《民报》第2期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以马克思学说和法国政治经济学为参照，提出综合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构想。除了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思想之外，他特别分析了马克思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主张：废止土地私有，一切地租充公；征收累进税；否定继承权；没收依据外国及反叛者财产，由国民银行及独占事业及信用于国家；交通机关为国有；增加工业器械，强制施行平等劳动，结合工农业，缩小工农业差别；设立义务教育制度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及其资本国有化的主张“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但在当时之中国却没有实现的条件。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外资输入问题》的长篇研究报告，分析“近今列强之帝国主义，皆生计问题趋之使不得不然也”，而资本过剩“实列强侵略中国之总根源”。综合言之，“二十世纪以后之天地，铁血竞争之时代将去，而产业竞争之时代方来。于生计上能占一地位与否，非直一国强弱所由分，即与亡亦系此焉……即前者惟有国内托辣斯，今乃进而为国际托辣斯”。

针对美国及其他欧洲列强对内实行干涉主义、对外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势，梁启超逐渐转向伯伦知理（ Blunt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的国家有机体理论。由于晚清思想研究聚焦于反满革命还是立宪改良、国家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常常忽略了促成梁启超转向国家主义的契机是对帝国主义的思考、对社会主义条件尚不成熟的分析。

国家主义问题与社会主义问题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致力于帝国主义时代带来的困境和挑战；康、梁在国家问题上与民族主义者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为改良还是革命的对立选择，但这一对立选择需要置于双方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的不同判断中进行分析。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选择实际上是从对帝国主义的双重特性，即经济特性与军事特性的评估中衍生而来的。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作者已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