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笔者知道一些人非常反感武侠、科幻、奇幻等非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及其衍生产品。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文章应该乘时而作”，这些带有幻想色彩的文化产品在他们看来是对文字工具的污染，是对文字阅读群体的占据，破坏了他们“文字必须也只能反应现实”的信念。

笔者家乡有个老头，是一个老牌的缠访户，长期上访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坚信非现实主义题材内容进入教材是对青少年思想的荼毒，他孜孜不倦地上访，就是为了把这种“污染”从教材中清理出去。

还有一些人则属于看待世界的方式极其顽固荒谬，并大肆挞伐。比如：有些人思想守旧，对商店的内衣广告非常反感，对影视剧中有男女亲热的镜头和情爱的桥段气急败坏；有些人对年轻女性不穿裙子穿裤子、对男性留长发都颇有微词；有些人非常讨厌摇滚乐，视其为地痞混混的玩意；还有人认为游戏和动漫都是有害的，应该把所有网络游戏都禁止掉，外国的电影不论是不是美国拍的，都是“好莱坞的文化入侵”。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某些案例奇葩到像是在“炸鱼”，笔者很难分清，他们究竟是道德标准较高，还是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偏执。

因自己不满而大肆投诉举报，这行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众的正常文化生活，扰乱了市场秩序，严重浪费了法律和行政资源，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文化产业人心惶惶。乃至笔者认识的一些文化产业从业者认为，当下文化产品要想做好，舆情防控是头等大事。一些做独立游戏开发的制作组，在游戏获得好评后甚至主动要求自己的玩家不要大肆声张，以免树大招风，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及麻烦。

杨丽萍此前就其舞蹈剧的有关争议接受对话时一度情绪激动，也是因为其演出团队吃过这种“民间道德警察”胡乱举报的亏：改革开放初期，她出演的孔雀舞就曾因一些思想保守的观众拨打举报电话和写举报信而险些被禁演。

杨丽萍《雀之灵》

此类社会现象的实质，是人数不少的部分群体，在面对现代丰富多元的文化结构时，心理上不成熟，个体之间缺乏边界感，对共同的文化秩序和个人的文化隐私缺乏尊重。这其实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典型特征，改变这一切需要时间，只有经历社会进一步发展带来的脱敏和祛魅后，情况才能有所好转。

而在这过程中，重中之重在于，公权力也要保持警惕，警惕被一些存有私心的人所利用，入场的本意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结果却沦为部分人党同伐异的工具或渠道。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对文化产品的审核，长期以来存在标准不统一、不清晰、不明确的问题，而执法标准的模糊，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执行人员以极大的自主裁量权。民间一些人士上纲上线，企图借助公权力的力量来改变他们不喜欢的一切，而一些执法人员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依照按闹分配的办事态度，对这些奇葩卫道士举报的问题不做甄别，搞一刀切式执法。诸如“网文不能写脖子以下”“电视剧剪成大头贴”式的制约，可能就是这类思维的典型演绎。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我们已吹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号角，而“守正创新”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路径。其中，“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只是一句值得大家反复诵读的理念，更应是上下都需认真思虑如何更好实践的社会课题。

中国的文化产业需要繁荣，也必须繁荣，而处处充斥着虚伪道德限制、动不动就想引雷霆之力、天降铁拳来诛锄异己，大搞文化猎巫那一套，这种创作环境无疑有碍优秀作品的涌现。当类似杨丽萍这两部舞剧的作品出现时，民间大众作何反应，尤其是审核者在面对争议时如何取舍，都一点点地决定了我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势。

对于我们手中的权力/权利，我们当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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