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前段时间，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执导的舞剧《春之祭》上演，有部分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后晒出场照，质疑其尺度较大，特别是男舞者，全身只穿一条肉色紧身裤，在灯光的照射下如同全裸，被一些观众认为有色情之嫌。

图自@杨丽萍 微博

杨丽萍的作品不是第一次因类似话题而引发争议。此前舞剧《孔雀》在全国巡演时，也曾经因为舞蹈动作中包含男女舞者耳鬓厮磨的动作而受到诸如“博眼球”“大玩擦边”一类的指斥，杨本人甚至还被批“为老不尊”。

艺术评论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主观的东西在讨论深入之后，永远会进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状态，最后变成互相说车轱辘话的自证自辩环节。这没有意义。

笔者想要探讨的是，杨丽萍的舞蹈屡屡引发争议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且目前来看，这种社会心态对中国社会的文化事业来说恐怕是相当不利的。

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为了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和努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也在提升。社会公众对待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态度日益成熟，不再只是把它视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可有可无的花瓶和添头，更不是当作单纯的宣传工具，而是作为一门至关重要的，可以塑造文明形态、形成社会意识的公共事业去看待。

这是好事。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把文化事业做好，只靠政府的关注与扶持是不够的，文化事业首先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参与才是文化事业最大的生命力来源。以往中国的文化事业长期裹足不前，便与社会大众的漠然处之密不可分，如今全民关注文化、参与文化、消费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以繁荣壮大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公众对文化日益关心和重视的同时，对文化产品的评判标准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泛道德化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这种泛道德化已经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范畴，而有愈发严峻的上纲上线倾向。

就以杨丽萍的《春之祭》和《孔雀》为例，此前这两部舞剧受到了一些自称属于家长群体的网民的批评，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意见是“一男一女在舞台上亲亲热热，衣服穿的又少，小孩子看了影响不好。”

不要说小孩子，哪怕在成年人群体中，舞蹈剧都属于比较小众的文化产品艺术形式。笔者自诩对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都略有接触，没吃过猪肉也算是见过不少猪跑，但对于舞蹈剧的大量动作设计、情感表达、情节桥段中比较抽象和写意的叙事方式，笔者都只能说是连蒙带猜地看懂个大概意思；真正能够完整理解此类文化产品的人，往往是特定艺术爱好者圈子内的受众群体。

对于这种有特定受众对象的艺术形式，用“小孩子看了影响不好”为理由进行抨击，多少有点没事找事的意思。提出这种批评建议的家长，自己有没有看懂恐怕还是个未知数，要是实在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这出舞蹈剧，不带他去看就是了——把手机拿出来，打开短视频APP，塞给孩子，这个适合不少孩子，孩子肯定也喜欢这个，是吧？

融不进的圈子就不要硬挤，不是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是舞蹈剧编排表演者的预期受众。

笔者不是说普罗大众没有资格接触艺术，而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了解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形式，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不仅不知虚心学习，还要强行闯入别人的领域，然后评头论足挤兑一番，这么做是很不体面的。

而且，这起事件中这些家长批评的思维颇有一些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讽刺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的影子。自己“淫者见淫”，然后要求整个社会适配自己的道德框架，这是蛮横低俗而不自知。

糟糕的是，这种情况不是孤例，而是当下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一切文化产业领域的现象。

在许多文化产品的重度消费者眼中，“家长”这个头衔简直令人闻风丧胆，他们就像是一群冲进瓷器店里的野牛，总是自顾自地闯进一切文化产业领域，“挟孩子以令诸侯”，仗着自己的监护人身份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一切事物展开道德审判。

换言之，家长身份似乎成了一方至高无上的印玺、一种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只要把孩子攥在手里，他们就永远把持着公序良俗的社会标准，可以肆意进入和干涉他人的文化生活。

他们并不全是真的为了孩子好，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掌控欲，扯虎皮做大旗，借用孩子的名义去清除他们看不惯的事物。实际上，在家庭内部，此类家长在他们的孩子反对他们的行为和看法时，往往也热衷于用家长权威去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价值观——本质上，他们未必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只是特别地爱他们自己。

一些人至少会借家长身份去干预他人文化生活，有些人干脆连家长这面大旗都不扛，而是直接用自身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和控制周围的一切。

比如前段时间有个老头居然要求商城关闭一个抓娃娃机，理由是这个抓娃娃机里的布玩偶都是大白鹅——这老头在俄乌战争中坚定支持俄方，推己及人地认为抓大白鹅的布玩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跳跃性的思维实在让人难以苟同。

图截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