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基本政治架构实际上是一个君合国，这个概念对长期生活在大一统政体下的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所谓“君合国”，是指一堆相互独立的主权实体，由于其君主恰好是同一个人，而基于这种关系合并为一个共同体“搭伙过日子”。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实体是以君合国这种形式存在的，例如已经消亡的奥匈帝国，再如被伏尔泰评价为“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或是铁托一死就人亡政息的南斯拉夫，又或是现在依然存在的英联邦，这些都是君合国这一特殊形式政治实体的典型例子。

俄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便是非常典型的君合国，这可以从俄国沙皇的头衔看得出来，笔者在此罗列一下俄国沙皇冗长的头衔，不喜欢的朋友可以忽略：

蒙上帝恩典而受封的全俄罗斯的皇帝；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的沙皇和独裁者；喀山沙皇，阿斯特拉罕沙皇，波兰沙皇，西伯利亚沙皇，塔夫利达（克里米亚）和克森尼索（南克里米亚）沙皇，格鲁吉亚沙皇；普斯科夫领主；斯摩棱斯克大公，立陶宛大公，利沃尼亚（西乌克兰）大公，波多利亚（中乌克兰）大公，芬兰大公；爱沙尼亚亲王，立窝尼亚亲王，库尔兰和塞米加利亚（拉脱维亚）亲王，萨莫吉提亚（东立陶宛）亲王，比亚韦斯托克亲王，卡累利阿亲王，特维尔亲王，尤格拉亲王，彼尔姆亲王，弗拉特卡亲王，保加利亚以及其他领地的亲王；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梁赞、波罗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热尔斯克、乌多尔、奥勃多尔、康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季斯拉夫和所有北方地区的领主和大公；伊弗里亚（南格鲁吉亚）、卡提里亚（东格鲁吉亚）、卡巴尔达和亚美尼亚所有省份的领主和君主；切尔克斯人和山地高加索人的领主；土耳其斯坦领主；挪威王位继承人，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斯托尔曼因、迪特马申和奥尔登堡公爵，等等。

从上述一长串头衔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俄国实际上是一大堆主权实体的总和，这种特殊政治结构在运行过程中深刻塑造了俄国的社会形态，导致其政治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协商传统。

与西方国家常常将俄国视为专制国家的“一言堂”刻板印象大为不同，俄国其实有悠久的政治协商传统。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开会议事，以至于这种方式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来源。

举个例子，“苏维埃”这个词在俄语中实际上泛指一切代表会议，而非特指苏联时期的政治机构，一般是村社乡镇一类的基层社会自发组织起来的，集议事、立法、执行、公示和民主选举于一体的基层自治结构，长期存在于俄国历史中。

君合国的一大特点是内部不同的主权实体和山头派系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内部关系破裂。比如，北美独立战争其实就是一次典型的因为内部关系破裂而爆发的君合国内战。

正是因为这一特质，导致看似专制的沙皇，在大多数时期的主要工作是“和稀泥”，其实际职能是为国内各大山头派系和利益团体提供一个协商沟通的平台，尽可能一碗水端平，并在各方纠纷争执不下的时候，以君主权力来做出决策并一锤定音。高水平的沙皇，实际上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芭蕾舞者。

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与俄国贵族。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一战末期，沙俄崩溃，沙皇退位，也就意味着由沙皇承担的协商平台失灵，君合国内部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各大山头失去了由沙皇和稀泥来掩盖矛盾的办法，这场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把戏再也玩不下去了，于是俄国开始了第一次解体进程。沙俄的解体直接促使一大批现代国家诞生，例如波兰、芬兰。

苏联的建立，可以视为布尔什维克通过联盟这种特殊形式把这一解体进程暂时冻结了，并且通过党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承担起本来由沙皇承担的山头派系间的协商职能。某种意义上，苏共接手了沙皇的宝座，君合国又再度运转了起来。

从苏联的制度设计就可以看出来，苏联的最高行政机构叫苏联部长会议（翻译成俄语实际上是部长苏维埃的意思），该机构其实是以政府部门形式存在的、各大山头派系派出自己代表进行政治协商的地方。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位天真的苏联领导人在遇到体制僵化、工作无法开展、改革无法推进的窘境时，不想办法去改造和润滑这套协商机制，反而认为只要绕过这套机制，直接把最高权力交给社会，一切就都能解决了。

结果可想而知，苏共承担的沟通协商职能被架空，各大山头派系的利益关系再也无法协调，长期被掩盖的矛盾全面激化，本已被冻结的君合国解体进程再次开启。接着就有了各位熟知的，别洛韦日协定，苏联解体，红旗落地……后来的车臣叛乱、乌克兰危机无非是这一进程的延续而已。当下的俄乌战争，其实是一场被生生拖成外战的内战。

上述缘由恐怕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本质是沙俄解体的延续。苏联的存在，只是将原本的进程暂停了七十年，一旦协商职能失灵，解体进程再度开启。

我们国内对于苏联解体的理解，有时候过于意识形态化，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喜欢动辄诉诸于“理想信念丧失”这类思想层面的理由，但我们也需记住一点，世界是物质的，没有任何国家能仅仅依靠理想信念就长期维持存在，讨论问题时搞唯意志论并不一定行得通。

到了俄联邦时期，俄罗斯人花了很大的功夫试图重建这套政治协商机制，历任领导人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制度探索，但成果只能说聊胜于无，甚至有激进人士认为要不干脆恢复君主制、把沙皇请回来算了。新版本不好用，就用老版本，说实话这种思潮在俄国内部的受众还不小。

放到当下，就是瓦格纳和俄军之间的矛盾长期缺乏一个有效渠道来协商解决，多种矛盾叠加，一直得不到释放，最后只能是这一极为不堪的场面。

所以，笔者认为，瓦格纳兵变，实际上是自1917年3月12日沙皇退位之后，因缺乏一套稳固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而导致内部矛盾无法及时纾解，最终长期积压后突然爆发的这一情况的又一例证。但俄罗斯想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下国情的、稳固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的道路，目前依然遥遥无期。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也具有相当的警示意义。有了矛盾，就要及早解决，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讳疾忌医，粉饰太平，导致疥癣之疾拖成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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