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太一】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门口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反堕胎和支持堕胎权的群体同时在激昂地示威游行，双方一度发生冲突。

而当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被公布之后，一边是欢呼雀跃，另一边却是肝肠寸断。副总统哈里斯当时正在芝加哥访问，她临时更改了演讲稿，并表示“今晚有数百万美国女性在睡觉时将无法拥有她们早上还拥有的医疗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无法获得与他们的母亲和祖母50年来所拥有的同样的服务。”

这的确是一个对美国女性、社会文化、政治博弈都影响极其深刻的决定。

美副总统哈里斯斥责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 视频截图

不再受宪法保护的人权

推翻“罗诉韦德案”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全面禁止堕胎，而是意味着各州可以自行立法去管控堕胎。因为对堕胎权的认知在美国已经党派化，也就意味着“堕胎权”这一女性的基本人权将在红州和蓝州出现巨大的差异。

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一经宣布，就有三个早已提前准备好法律的州（肯塔基、路易斯安纳、南塔科他）立刻生效对堕胎的禁止，哪怕怀孕是由于强奸、乱伦导致的或者母体健康安全受到了威胁。

而就在笔者写稿时，一共有9个州的堕胎禁令已经生效，12个州很可能在近期禁止或更大程度限制堕胎，另外有9个州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朗。将这些州的育龄妇女人口加到一起，差不多是3760万，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因为瞬间失去权利而焦虑苦恼。

1973年“罗诉韦德案”案判决时，对妇女堕胎权保护的理由是“隐私权”。在这之后，经历上世纪80年代的“海德修正案”生效和90年代的“凯西案”，虽然没有“不当负担”的女性在其受精卵能体外存活前的堕胎权得到了基本的保护，但纷争从未停止。

最近几十年，随着堕胎议题的党派化以及两党各自的极端化，堕胎权更是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不过，因为堕胎权附属于“隐私权”的尴尬地位，包括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1933-2020）在内的众多自由派人士此前都仍对“罗诉韦德案”有很大意见。当然，最新的判决把这层薄如蝉翼的保护伞直接捅破，堕胎权不再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人权。

美国已有22个州已经制定了不同程度的反堕胎法律，CNN制图

法律实践与影响

反堕胎权势力的全面崛起，源于里根时期对该议题的政治利用以及美国全国性宗教反堕胎势力的形成。在80年代之前，包括前总统老布什在内的很多共和党人其实都是支持堕胎权的，但里根及其党羽看到了以反堕胎议题吸引保守派民主党人和中间派选民的契机，选择将这个议题政治化、大众化。而后，随着福音派势力与天主教势力汇合并得到了社会保守派大规模的支持，堕胎权成了重要的社会议题。

“罗诉韦德案”保障的并不是全面的堕胎权，而当前推翻的同样也不是完全的堕胎权。“罗诉韦德案”将怀孕过程分为三个周期，而政府不得限制堕胎的仅仅是第一个周期，在后两个周期内，各州仍然可以立法介入，尤其是在第三个周期除一些特定情况外禁止堕胎。随后，“海德修正案”剥夺了一些女性堕胎的资金来源，而“凯西案”虽然仍保留堕胎权，但压缩了行使权利的空间。

而很多州从来就没有停止尝试打断堕胎权相关的立法，此次密西西比用来打官司的立法只不过是很多次中能直接引发全盘震荡的一次尝试。接下来，保守派控制的州还会继续推进更多相关的立法。

不过，既然最高法院不是直接禁止堕胎，那么也许有人会问，在红州的女性如果要堕胎，去蓝州堕胎不就行了吗？毕竟还有近20个州很大程度上会继续保护堕胎权。但事实上，顺着这一思路再往下思考现实情况就会发现，最新的宣判将继续扩大美国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而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贫困的少数族裔女性。

随着一些州禁止堕胎，很多贫困妇女将因为缺乏交通工具或没有足够资源而无法享有更富裕家庭个体的健康权利。对富裕的女性而言，当然可以坐飞机花几周时间去提供堕胎的正规医疗机构堕胎、休养；但对贫困的女性而言，她们可能不仅没有足够的储蓄坐飞机出行、支付手术费用，就连旷工一两天都有可能让她们断了生计。除了阶级，这里面自然也有种族因素，因为非裔和拉丁裔这样的少数族裔贫困率比平均水平要高很多。

示威人群举着衣架，写有“不要重蹈覆辙”的标语。图自美联社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华盛顿的游行队伍里有不少人举着带血衣架的图案的原因。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妇女别无选择，只能用衣架做钩子，自行堕胎。禁止堕胎并不一定能阻止堕胎的行为，只会让更多人的堕胎变得不安全、无保障、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