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越】

一、内陆性的困境

ESSRA：今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引起世界瞩目。9月以来美国、德国分别与中亚五国召开峰会。11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中亚进行了访问。可见，随着今年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中亚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地位再次受到重视。从历史上看，中亚的地缘政治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对中亚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施越：要讨论中亚的地缘政治特征，首先要界定中亚所指涉的地理空间范围。中亚不是一个内部单一均质的地理板块。如果特指今天中亚五国所在的地理空间，还需要细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部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所在地区，地形以相对平坦的草原和荒漠为主；南部有三类地形，分别是山地、绿洲和荒漠。

中亚北部和南部的生产方式和交通格局有很大差异，相应地也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向东接蒙古高原，西连里海和黑海北岸，游牧和渔猎生产方式占主导。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则农耕为主，农牧兼营，且与周边山区和荒漠地区的游牧民长期交融。各族的长期互动孕育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历史文化名城。中亚南部东连塔里木盆地，南接印度河流域，西通伊朗高原，自古是西亚、南亚和东亚之间商旅穿梭的孔道。

中亚地形图（图源：网络）

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是西亚、南亚和东亚地区之间的文明过渡带，往往扮演上述地区大型政权的“边疆”角色，具备“居间性”和“能动性”（注：参考强世功教授关于“边疆”与“文明”关系的论述：《“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开放时代》2023年第2期）。居间性，指的是边疆往往同时受若干区域型文明的影响，成为各文明沟通的走廊。能动性，指的是边疆地区的人群以其相对朴素的组织形态挑战趋于僵化和腐朽的文明中心，成为文明革新的动力。

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在政治上与东亚地区有着密切互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乌孙和康居等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游牧政权逐渐参与到汉朝与匈奴的长期博弈中。同时，来自中亚北部草原的游牧政权也向南或向西扩张，在与农耕地区的民众长期交流之中塑造并传播新的文化。例如，南迁至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建立贵霜政权。而在贵霜治下，源自南亚的佛教繁荣兴盛并进一步东传。

而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在东亚或西亚兴起跨地域政权时往往成为其附庸，并接受其文化辐射。受地理条件影响，南部绿洲与伊朗高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交通相对较为便利，气候条件也较为相似，其农耕人群的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也非常接近。因此，该地区先后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政权、塞琉古、帕提亚、萨珊以及阿拉伯王朝的边疆省份。

在文化层面，8世纪之前中亚南部地区流行来自西亚和南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中古时期伊斯兰教在陆路上向中亚传播的路径经过伊朗高原。因此，今天中亚的文化实际上深受波斯传统影响。中亚各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纳吾鲁孜节（按波斯语发音译为“诺鲁孜”，意为“新的一天”）也来自伊朗高原。中亚五国的国语与波斯语关系密切。换言之，在古代，从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到中亚地区和伊朗高原的在文化上高度混融。因此，中亚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亚欧大陆的文明过渡带，该地区的历史也主要由周边各文明所书写。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亚国家和地区边界，是由19世纪沙俄的征服和统治所塑造。19世纪初，为取代带有较强族裔色彩的术语“鞑靼利亚”，欧洲地理学界将欧洲人尚未探明的亚洲内陆腹地笼统地称为“中亚”。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将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西高止山、伊朗高原和高加索山脉称为“高地亚洲”（Haute Asie），而与之相对的是天山南部和西侧的低地，他定义的“中亚”（Asie centrale）则是部分覆盖上述地理单元、由北纬 44.5°向南北各延伸5°的区域。

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之后，得益于相对有利的地缘条件，俄罗斯在探索和定义亚洲腹地的空间和人群方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19世纪60—90年代俄国征服了北起锡尔河、南至阿姆河流域的地理空间，并与英国瓜分帕米尔山以西的亚洲内陆地区。在此时期，汉尼科夫（Nikolai Khanykov）和穆什凯托夫（Ivan Mushketov）等俄罗斯地理学家提出有别于欧洲学者的“中亚”定义，将中亚的地理边界逐渐移动到俄国新征服地区，进而证明俄罗斯作为有别于欧洲和亚洲的“中间世界”特征，昭示其未来在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因此，至19世纪末，尽管欧洲学界主要从地理学角度将中亚定义为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里海的内流河区域，但在俄国学界，中亚所指称的地理范围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推动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至1936年形成今天哈、乌、吉、塔、土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格局。在二战之后苏联的经济区划概念中，今天我们所称的中亚被苏联称为“中亚和哈萨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Sredniaia Aziia i Kazakhstan）”。换言之，这里的中亚指代的是南部乌、吉、塔、土四个加盟共和国所在地域。1991年各国独立后，中亚五国逐渐达成一致意见，以“中亚”（俄文：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Tsentral'naia Aziia；英文：Central Asia）作为五国的集体身份和所在地域的标准称谓。在俄语中，“Центральный/Tsentral'nyi”带有“中心”之意，对应英语词汇“Central”；而“Средний/Srednii ”则带有“中等”“平庸”之意。显然前者能更好反映独立后中亚国家建构自身主体性的诉求。

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亚欧大陆各地交流的走廊和枢纽。今天的中亚各国是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他们倾向于使用“欧亚”（Eurasia）和“欧亚主义”（Eurasianism）概念来进行自我定位。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人，他们不太愿意被称为“亚洲人”。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至今，哈萨克斯坦是欧洲足球总会联盟（“欧足联”）成员，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自1993年至今均为亚洲足球联盟成员。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早在1994年访问莫斯科大学时首次提出“欧亚联盟”的概念。在文化层面，中亚国家即便要谈自身的亚洲属性，也更多的是指向西亚。正是因为中亚各国“向西看”，它们对于东亚文明而言是沟通西亚的重要通道。

尽管中亚在历史文化方面与西亚地区有着长期的联系，今天中亚各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与西亚国家相比却更为世俗化。这主要与中亚地区在20世纪经历“苏联式现代化”有关。例如，即使到今天，中亚的城市民众保留着较强的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市民生活的体面与尊严。社会主义时期所强化的集体主义、互利互助的社会观念在今天仍能感受到。苏联时期，中亚曾经历“去西亚化”和“欧洲化”的历史进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发动妇女解放运动、推广群众扫盲运动和普及国民教育等措施削弱了中亚的宗教势力，培养了本土苏维埃干部，对中亚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试图在中亚打造面向亚非拉各民族的“进步样板”，而塔什干正是展现“苏维埃东方”的橱窗。1958年，首届亚非作家协会会议在塔什干召开，参会者包括美国非裔作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966年塔什干大地震之后，苏联投入巨资重建城市。60年代末，塔什干就已经开始兴建地铁，并于1977年通车。乌兹别克斯坦因此成为最早开通地铁的亚非国家之一。

概言之，在20世纪，中亚地区通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融入现代化进程，建成了相对完整的能源和交通管网，具备了20世纪中期水平的工业基础，且塑造了相对完整的国家权力体制和行政机构，极大强化了各国以主体民族特征为基础的国族认同。在“苏联式现代化”的框架下，中亚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水平也在亚非国家中处于前列。同样是由于中亚的内陆性，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苏联的战略规划。也正因为它所具有的通道角色，苏联把中亚建设为一个战略要地，才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亚国家。

塔什干的地铁站（图源：互联网）